帶槍的弱勢族群— 警察 - 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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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處處被尊敬,到現在社會地位低落,近半數警察自認沒有職業尊嚴,甚至自我調侃社會對警察是「期之如聖賢,用之如牛馬,棄之如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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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槍的弱勢族群—警察
許多人尊敬他們為民工作、犧牲奉獻,是人民的保姆,也有多人批評他們吃案壓案、拿錢貪污,是介於黑白兩道之間的「掛牌流氓」。
從處處被尊敬,到現在社會地位低落,近半數警察自認沒有職業尊嚴,甚至自我調侃社會對警察是「期之如聖賢,用之如牛馬,棄之如敝屣。
」這八萬多名公權力維護者,為何會變成今日帶槍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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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楊瑪利
整理
吳怡靜
天下雜誌170期
發布時間:1995-07-01
更新時間:202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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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隔壁鄰居居然高唱卡拉OK,聲聲刺耳。
在輾轉難眠、憤怒之際,絕大多數民眾會拿起電話,一狀「告」到警察局。
住家大樓地下室,竟然搖身變成夜總會,進出分子吵雜。
為追求寧靜居家空間,一般住戶第一個想到的解決辦法,也是找警察。
車子丟了、住家失竊、家中老人小孩走失、鄰居吵架……,在現代人民的生活中,遇到許多困難,常常第一個想到的都是找警察協助。
關係法治發展、人民是否能安居樂業的人民保姆——警察,又是怎樣服務人民的?能否滿足人民的期望?
台北市一位中小企業負責人,多年前住家大樓地下室違規經營夜總會,晚上吵鬧不休,他多次聯絡轄區派出所警察,「但他們不管,我幾乎受不了,想搬家。
」
送紅包和酒
一位家住東湖的職業婦女,去年夏天家中遭竊,損失價值約十萬元的金飾。
警察來到她家時,「用一張小小短短的便條紙問筆錄,」顯得不夠專業;並說明在先,「找回失竊金飾的機率是非常低的,」當這位民眾要求警察採指紋時,警察卻回答:「一般只有重大刑案才會採指紋。
」
目前人民對警察的觀感,除了不能及時提供需要的協助外,人民對警察的操守也是印象不佳。
三十多歲的楊小姐,在台北市經營一家酒吧,未取得合法營業執照。
有一天轄區派出所警察突然造訪,表示有許多民眾檢舉這家酒吧違法,楊小姐後來包了三千元紅包和一瓶酒給該名警員,「以後只要這位警察一出現,我就送錢和酒。
」最近楊小姐將酒吧頂給他人經營,新老闆表示:「現在警察事先講好價錢,一年三節,一次要一萬元。
」
現任宜蘭縣警察局長林世當,曾感嘆指出,警察為民工作、犧牲生命,奉獻精神豈比不上吳鳳?但吳鳳被視為神,警察卻社會地位低落,關鍵即在於操守與服務不佳。
現代人民對警察不滿,警察對自己的職業也是滿腹牢騷。
六月十五日,全省各警察單位風光地慶祝警察節,行政院長連戰親自赴警政署頒獎給三十多位優秀警察,受獎警察並在當天下午搭機出國旅遊。
同一天,立法委員潘維剛則公布一份問卷調查,在一千一百多名受訪警察中,近九成回答社會對警察態度不公平;有一半以上認為警察沒有職業尊嚴;五八%常考慮離開警界,另謀出路;六八%表示,如果有薪資相當的工作會立刻離開警界。
「幹警察有一種想哭的感覺」;「本來充滿希望,現在是絕望,有時真想走極端,一『走』了之」;「兒子不敢告訴同學老師,爸爸是警察」……,一些受訪警察在問卷上寫出他們的心聲。
近幾年來的民意調查均顯示,民眾對政府施政之寄望,以「社會治安」一項為最高。
可是警察卻是一群士氣低落的執法者。
是什麼原因造成期望與現實間的落差?
今年初台中市衛爾康餐廳大火,燒死六十四條人命,監察院彈劾台中市警察局長孟宜蓀時,曾引起台中市一千多位警察反彈。
孟宜蓀在接受訪問時即說,長期以來警察都是被壓抑的團體,可說是有槍桿子的弱勢族群,有事都要找警察出力,出了事卻又要警察受過,警察有很多的委屈……。
滿腹委屈
警察到底有什麼委屈?這一支八萬多名「帶槍的部隊」,身負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責大任,比法官、檢察官更站在執法的第一線,幾乎人民日常生活的大小事情,警察均有權力管理,為什麼竟會變成今日的弱勢族群?
分析警察為何變成弱勢,可從大環境的變遷談起。
近幾年台灣社會開放、經濟發達、社會民主,價值觀愈來愈傾向自由、重視自我。
來自各種階層如農民、勞工、社區的社會力像破繭般,衝破過去束縛,首先衝擊的就是警察執法的權威。
早期的警察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
中央警官學校第一任校長、先總統蔣中正,即曾說警察對人民應該「為之君,為之師,為之親」。
回想起幾十年前警察的角色與社會形象,跟今日可說是天壤之別。
現任警政署長顏世錫說,二十多年前他在台北當分局長,碰到年輕人頭髮太長,就抓回警局剪短;碰到不良少年就帶回警察局跑步、做伏地挺身。
在當時這樣做被認為很正當,對社會風氣有幫助,但今天這些都不行了,「你剪看看,馬上變成頭條新聞。
」
一位從警四十多年的退休警察回憶,「當我還年輕的時候,隻身進入賭穴,面對四、五十位賭徒,非但沒有一點害怕,還叫他們立正看齊,列隊前往派出所,齊步前進。
」
警官學校行政管理系主任吳學燕博士,在指導今年學生的碩士論文時提到,台灣在戒嚴時代,政府以維持治安為由,利用警察嚴密控制整個社會。
當時警察在人民心目中是權威者的工具,但因民智未開、社會普遍貧窮,甚少人會對警察不滿。
論文中並指出,直到民國七十六年,台灣解嚴,群眾運動接著興起,警察首當其衝。
反對人士發動抗爭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否認警察的中立地位,連帶的警察代表國家人民執行法律的合法性,也被否決。
警察打人,天下大事
近幾年歷次群眾運動中,警察大多抱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以和為貴的心態,深怕一旦打了民眾,事後將被政治人物、輿論點名批判。
「現在警察被打,輿論提一提就過去了,但警察打人,那不得了,是天下的大事,」警政署長顏世錫說。
警察代表法律、執行公權力的地位,在世界各先進國家都是毋庸置疑。
凡是到過國外的國人均有印象,很少人會對警察大呼小叫,更不可抗拒警察執行公務,否則即可被判刑。
即使在治安甚差、許多人擁有私槍的美國,如果警察要求民眾停下車、不要亂動,民眾不聽,警察即可依法開槍。
但是今天台灣社會在民主解放後,價值混亂、新秩序尚未建立前,執法警察卻已變成被包圍謾罵的對象。
近一、二個月來,台中市飆車青年找上警察「挑釁」,故意飆車到警局門口示威,並丟雞蛋;一些機車內暗藏石塊;有位青年甚至飆車衝撞警察,將一名警員腳骨撞斷。
六月中旬,台中市警察局終於發動強勢圍捕行動,用警棍棒打不聽勸阻的飆車青年,事後不少立法委員即質詢行政院,認為這樣會影響青少年的人格發展。
六月上旬,台北市警察局臨檢午夜牛郎店的時候,一位女客人對警察又喊又罵,「你警察神氣什麼?我先生一來,你就要乖乖站在那邊不敢動。
」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警察不堪被辱罵,生氣的回說:「我一個月才領多少錢,要讓你這樣罵我?」
現在台灣的警察,在外國人看來簡直就是狼狽。
馬來西亞華僑、現為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台記者周銳鵬,才來台灣一個多月,對警察的初步印象是「少了那麼一點威風。
」這一個月內,他親眼看到負責搜證的便衣警察被民眾追著打;看過台北市警察局長、分局長在市議會被議員罵,「喊舉手就舉手,叫他們站起來就站起來。
」
「台灣這種民主的發展,令人相當驚訝,」周銳鵬說。
政治、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一步步讓台灣警察失去執法的權威。
而台灣治安惡化、黑道漂白進入議會的發展趨勢,也讓警察工作愈來愈困難。
一百五十萬買下你
根據警察機關資料,民國七十三年一清專案抓進去管束的流氓幫派分子,相繼在七十五至七十九年間出獄。
而同時間,台灣解嚴,大家樂、股票等金錢遊戲盛行,「兩股勢力結合,台灣治安一直惡化,」參與一清專案、從警二十年一直負責刑案偵查業務的台北市刑大大隊長侯友宜分析。
「一清出來的人,一部份轉型、漂白成功;另一部份看見社會這麼富裕、賺錢容易,就走上另一個犯罪極端,」破獲過知名企業家張榮發、吳火獅兒子綁票案的侯友宜進一步分析,從此台灣治安開始出現不穩定狀態。
民國七十七、八年間,台灣一年查獲二千多隻走私槍械,創下有史以來最高紀錄,就是治安惡化的一個指標。
由於私槍氾濫、黑道擁槍自重,今天警察取締違法常要冒生命的危險。
兒子是警察、在地方上有鄉紳名望的一位彰化老師指出,黑道分子謝通運未被人槍殺之前,曾被一位刑事組警察在賭場捉到,謝通運當場說,我有黑星手槍幾隻,烏玆槍幾隻,你敢怎樣?一百五十萬就把你買下了。
這位老師還說,他兒子有一陣子「不懂事」,別人不敢辦的案子他要辦,結果過幾天黑道上門放話說:「要不是看在你老爸的面子上,今天就要你躺在地上,一個警察神氣什麼?」
掌摑警察臉頰
近幾年台灣選舉、民主的發展,則「扭曲了警察、議員、黑道間的生態平衡,」台大教授林山田指出,警察本該除暴安良的,現在「黑道漂白進入議會,變成流氓可以羞辱警察。
」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資料,去年台灣縣市議員選舉,八百五十八位當選議員中,有三百位曾有前科,超過三分之一。
其中五十位曾被提報流氓或有暴力前科。
前屏東縣警察局長、任內偵辦議長鄭太吉槍殺鍾源峰命案的謝秀能表示,他到有「黑道故鄉」之稱的屏東兩年多,其他縣府局室質詢,議員都是遲到、早退。
只有警察局的質詢,一定準時九點開始,十二點多結束,「盯我們盯得很緊。
」而鄭太吉在議長任內,外傳曾傳叫他「不滿意」的警察,進去議長辦公室,掌摑臉頰。
調查局一位高階官員指出,在黑道入主議會較嚴重的縣市,「民代包庇特種行業,警察不是執法不易,就是特別容易被污染(貪污)。
」
除了大環境讓警察的處境愈來愈困難外,警察本身畸形過時的組織制度,對警察的士氣、紀律、素質等,也有絕對的影響。
警政署長顏世錫在接受天下雜誌訪問時說道,台灣現代警察的歷史已經九十六年,早期還是日本人留下的制度。
可是這麼多年來,日本、世界各國警察體制已改變許多,台灣警界數十年來卻沒有什麼改革。
顏世錫分析,由於改革常常遭遇抗爭,甚至弄得遍體鱗傷,因此過去大家比較安於現狀,可是現在社會動盪太快,警察體制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
成立警政大學、提高警員素質、暢通升遷管道……,均是顏世錫想推動的,「要達到我改革的理想,要三十年,在我任內是看不見了,但至少我要提出一個完整的規劃來。
」
警察人事、升遷、教育制度,缺乏暢通管道,是影響整體警界士氣、素質的關鍵。
目前警察的官階,從最基層的一線一星到三線四星。
警專的學生,畢業後分發為一線二星的基層警員,不論如何努力,最高只能升到一線三星的巡佐。
而警官畢業後,立刻授階一線四星,未來升遷空間無限。
而目前全國八萬多名警力中,在一線三星之下的基層警員竟高達九四%。
但今年警官學校只有八十個名額,容納在職人員進修,「等於全國六、七萬個基層員警,今年只有八十個升遷機會,」一位警政署官員指出,比例只有千分之一。
永遠的一線二
一位林姓警員,自民國四十六年開始任警察,到民國七十七年,三十一年後,逼近退休年齡時,才有了進官校進修、唯一的一次升遷機會。
一位洪姓警員,自警察學校畢業,任警察「永遠的一線二星」已十二年。
近幾年為參加競爭激烈的警官學校考試,常讀書至深夜三、四點,每天眼睛都是紅紅的。
今年他太太已表態,如果再考不上,希望他離職。
「有一點想自殺了結,沒升遷機會,警員永遠是警員,」在六月份潘維剛立委公布的警察問卷調查中,即有一位警員表達他對升遷無望的無奈。
當基層為升遷渺茫而無奈時;中高階警官則為升遷無制度而失望。
前署長莊亨岱身邊機要,三年內從一線三星,「像搭直升機般」,升到三線一星,在警界傳為「奇蹟」,卻正代表了警界升遷無制度倫理,並使警界充滿著升遷須靠關係、人脈的消極心理。
一位省警務處警官,在兩線一的職位一待六年;宜蘭警局一位局員在兩線三職位一待五年……,「這樣下去,沒有關係的人不知道前途在哪裡?」警政署官員痛陳。
一般的人事組織圖大多呈現金字塔形,近年則有扁平化的趨勢。
但攤開警察的組織結構圖,卻非常罕見,底層非常寬廣,中上層卻尖尖細細(見表一)。
基層人員升不上去,中、高階的升遷也有瓶頸。
警政署長顏世錫舉台北市警局為例,二線一星的階級,全台北市很多;但兩線二就很少了,大概一個分局才一、兩位,但再上去兩線三又變很多,一個分局可以有六、七位。
所以人事升遷管道,在兩線二星這一階塞住了。
扭曲的制度影響整體警察的士氣,也影響他們的操守與素質。
「升遷無望,不用愛惜羽毛,只好求發財,」許多人認為這是警察操守不好的根本原因。
勤務繁忙、業務太多,也是影響警察士氣、服務態度的另一大原因。
在美國,曾有學者研究警察勤務、工作壓力,得出結論是「這是一個對工作者貪得無厭的機構」。
前任警政署長盧毓鈞在退休前指出,他四十多年來的警察生涯,「每天都是在睡眠不足、對家庭、子女有虧欠的狀態下,戮力從公。
」而這種生活狀態,在台灣警界是非常普遍的。
當全世界先進國家的企業、政府都在朝向週休二日,追求更有工作效率的同時,國內警察組織對時間的觀念,顯得相當老舊。
目前國內警察除了少數內勤職務外,規定一天勤務十二小時,一星期只有二天外宿、一天輪休;遇事情,則須隨叫隨到。
而據統計,一般警員在所待命加上服勤時間,一週約一百三十小時,平均一天超過十八小時,如果扣除掉吃飯等,員警睡眠時間可說少之又少。
以局為家
縣市警察局長、分局長等,因為負責一區的治安,深怕萬一發生意外,自己卻不在警局,更是「以局為家」。
現任警專學校校長王安邦,在台北縣局長任內,平均三個月回「只是隔著一條淡水河」的家兩次。
現任台北市中山分局長張鴻儀,則自今年四月上任,兩個月來沒有回過台中的家。
今年警官學校一篇碩士論文,即研究警察壓力與健康疾病的關係。
其中比較八十二年台灣地區民眾與員警疾病傷害,發現警察罹患肝病與胃病是一般民眾的六至七倍,原因即是工作時間不正常、常常日夜顛倒。
近幾年警察自殺比例明顯高於社會民眾,一般認為也與警察壓力大,沒有時間、管道紓解有關。
據警政署統計,近四年來,警察每萬名自殺率,比衛生署統計的全民每萬名自殺率約高出一倍。
民國八十年,甚至有十五位員警自殺,創歷年最高紀錄,被稱為「警察自殺年」。
警察壓力大,除了值勤時間長以外,也與業務太多有關。
在世界先進國家,警察業務均以治安和交通為主,但台灣警察主辦加協辦業務高達一○七項。
除了偵防犯罪、交通,其他政府行政部門也有許多事情需要警察協助,例如法院文書、兵役召集令送達、野生動物保護、著作權法,甚至包括「協助美化環境」、「協助調解物資供需、穩定物價」…。
一位曾主跑台北市新聞的記者指出,市政府要推動業務,因本身公權力不彰,「幾乎樣樣都要帶槍的警察出面幫忙」,例如拆除違建物、取締電動玩具。
在司法院司法改革委員會中相當活躍的台中地方法院法官呂太郎,認為警察是「副業比正業多」。
副業比正業多,不僅使警察疲於奔命,也妨礙警察不能好好做犯罪偵察、預防。
監察委員趙昌平在五月間約談六位高階警官,探討警界吃案問題時,警官們回答除了因為績效壓力外,另一重大原因就是業務太多,無法在有效時間內完成偵辦,只好將案子遲報、匿報或虛報,以粉飾太平。
油錢、過路費不夠
已退休的前警政署副署長陳立中所著論文「如何建立警察人事制度,提振工作士氣」指出,警察比其他工作工時長、辛勞,尤其具危險性。
自民國五十八年至八十年間,警察因執行勤務殉職的共八十五名;而被殺成殘或受傷的,共一九六四名,平均一年即有九十名員警在值勤務時受害。
但是國家給於警察的待遇、地位、資源卻不多。
在待遇方面,警察比同樣從事犯罪偵察調查工作的調查人員,從最低階薪水每月差三千多元,到最高階每月差一萬七千多元(見表三),最為警察人員不滿。
另外,國家賦予警察執法的資源也不足,經費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宜蘭縣警察局轄下的派出所,常需要員警自付電費。
台北市中山分局長張鴻儀則表示,該警局不少部愛快羅密歐的車子,因為沒有維修的經費,只好擺在修車廠裡。
張鴻儀並坦承,有時要押解人犯到中南部,常常油錢、高速公路過路費都沒有,「說良心話,我們只好少抓幾個。
」
在組織方面,目前的警察制度,就像是一個缺乏紅蘿蔔、沒有誘因的體系。
大多數人升遷受限制,工作壓力大,時間長,勤務多,又缺乏社會地位與人民的尊重。
最後只好用抽象的使命感、榮譽感來帶動士氣。
「勿強求升職,要自我要求,認定對警察的價值感,建立社會支援以獲得工作支持……,」成為警界最常聽到的精神講話。
社會對警察是「期之如聖賢,用之如牛馬,棄之如敝屣,」在一次警察聚會中,他們如此調侃自己。
事實上,警察被公認是最挑戰人性弱點的職業。
因為可依法取締許多不法行為,警察有許多「圖利自己」的機會。
一位現職警官表示,當他還是學生、被派到台北市某派出所實習時,主管常帶他與特種行業業者吃吃喝喝。
結束實習時,主管送他一枝鋼筆,並交代:「回去以後,不要亂講話。
」畢業七年來,這位警官常想到當年的這句話。
走向死胡同
要建立新形象,警察素質也有提升的需要。
在社會大眾學歷普遍提升的時代,警察目前擁有大學學歷者才佔約一○%(見表二)。
「小學老師、護士,現在都大學畢業了,」顏世錫署長指出,警察以他工作的負擔、所需知識,應該不輸小學老師。
自刑事警察局退休、現任晶華酒店安全部經理的古飄萍回憶,民國四○年代,情侶殉情已經轟動社會。
青少年在公園內打架、第一次拿出刀子,就已經震驚上層,馬上在台北市警察局成立少年組、召集全省中學校長召開防範青少年問題的座談會,「萬萬想不到,今天治安會變成這樣,」擔任第一任少年組組長的古飄萍感嘆。
隨著社會進步、民主開放、經濟發達,政府公權力懦弱、價值混亂,台灣治安已愈來愈壞。
可是當警察走到了死胡同,整個社會治安將垮掉,受害的將是所有老百姓。
在這個人民對警察不滿,警察也對自己不滿的時空背景下,如何改善體制,重拾警察尊嚴,提供人民需要的服務?停滯數十年沒有重大改革的警察制度,已到了該根本改革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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