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齡化社會是否必然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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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口的推估的結果,之後扶養比將會逐年快速的上升,在2025年扶養比會達到47.8%,2040年年扶養比會達到69.8%,2060年扶養比將會高達97.1%。

過去台灣是以扶幼比為 ... 首頁 文章 高齡化社會是否必然是風險? EN  文/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陳芬苓     依據國際一般認知的指標,老年人口總數達全國總人數總人口數百分之七以上,稱為「高齡化社會」。

台灣在1993年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高齡化指標,在去年2013年,台灣的老年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1.5%,但依照經建會(2012)所做的老年人口的預估,2025年老年人口會達到20%。

在2040年老年人口會達到全國人口的30%,而在2060年老年人口會達到全國人口的39.4%。

  雖然我國並非高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但卻是高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表1顯示我國高齡人口倍化的年數,相較於其他主要國家速度要來的快,其他歐美國家的高齡人口由7%~14%,也許需要花費60~100年,而台灣只需花25年就達到倍化年數。

而高齡人口由10%上升到20%,台灣的倍化年數更短,其他歐美先進國家,需要花40至80年的速度,而台灣僅需花19年就可以達到高齡人口達20%的倍化年數。

由此可知,我國必須更早因應高齡人口所帶來的衝擊。

人口老化加劇,凸顯老人健康與社會照顧,支持家庭照顧機制、老人經濟安全、友善高齡者居住與交通運輸及人口老化終身學習等問題外,並將加重扶養負擔,對整體社會生產力產生衝擊。

老化倍化年數的減少對社會福利來說無疑是一種風險,尤其代表著在計算社會保險時更難預估保費的代間負擔公平性;因為在退休金及全民健保方面通常採取部分提存制,在德國甚至只保留少部分的提存金額,意味著由這一代的年輕人負擔目前退休老人的年金及健康支出,若是在一個人口結構快速變化的社會中,將會使保險的精算相對困難。

  表1:主要國家到達65歲以上人口比率之年次 資料來源:聯合國"WorldPopulationProspects:The2010Revision"、經建會「中華民國2012年至2060年人口推計」,101年8月。

  隨著高齡化的趨勢,也可能會增加我國青壯年人口的負擔;在戰後我國的扶養比逐年下降,2013年我國的扶養比為34.9%,在2012、2013年將是扶養比的最低點。

根據人口的推估的結果,之後扶養比將會逐年快速的上升,在2025年扶養比會達到47.8%,2040年年扶養比會達到69.8%,2060年扶養比將會高達97.1%。

過去台灣是以扶幼比為主的年代,在1956年我國扶幼比達81.82%,1980年到達50.52%,2012年為19.72%。

未來扶幼比基本上維持在同樣的幅度,但是扶老比在1956年時僅為4.55%,2012年達15.03%,但之後就一路上升,預計到2060年扶老比將會達77.7%。

可見未來工作人口的主要負擔將會是老年人口,如何達到世代之間的公平性將是未來重要的議題。

  由我國未來總人口數的趨勢看來,臺灣的總人口數將會持續的增加。

目前我國人口數處於較低點的情形,未來隨著人口數的增加,我國會面臨人口密度增加的問題,我國人口密度之高可能僅次於孟加拉,對社會的影響則包括:空間擁擠的成本及環境保護的壓力,還有居住品質的下降等。

此外,目前國人在照顧無自主能力老人的主要人力是依賴外籍看護工,在亞洲國家中居冠,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輸出看護工的東南亞國家,本身經濟也在快速上升中,未來他們是否還願意大量輸出看護工的勞動力?此會影響我國高齡化社會的照顧人力規劃。

就長程趨勢觀察,臺灣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則逐漸萎縮,過去傳統養兒防老觀念,僅由個別家庭來承擔老人照顧責任,勢必面臨改變;我國老人的經濟來源過去以子女奉養者為最多,因此子女數下降會使得家庭內代間資源移轉受限制;且因少子女化及人口老化雙重影響,透過個別家庭以子女奉養供輸為主的「私人移轉」,勢必愈難承擔起老人經濟保障的責任,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

  針對我國面臨高齡化的衝擊,許多研究多半是由負面觀點看待高齡化社會,然而這些隱憂其實都落入同樣的迷思。

首先,我們必須變更所謂「高齡」的定義,過去以65歲為高齡人口的定義可以重新討論;依撤退理論而言,65歲以上意味著從勞動力市場及社會活動中退出,但現今老人在65歲時的身心狀況仍然健康,目前的老化可能要往後延10-20歲才會真正進入失去自主能力的階段。

其次,這一代的中老年人其實是在台灣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年代成長,擁有的資產可能比這一代年輕人來得多;因此,這一代65歲以上老年人會變成年輕世代的依賴人口?抑或年輕世代反而需要依賴這一代中老年人的資產? 綜觀前述的分析,我國未來將會面臨人口結構的快速變遷,對於原本的家庭及社會系統產生衝擊,尤其是過去我國依賴家庭提供各項照顧及福利的福利國家模式。

隨著扶養比的改變,以及年輕人在全球化的時代就業風險的增加,將會迫使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協助及支持家庭能夠持續照顧的責任。

目前我國的政策中,還是以支持中低收入以下家庭的扶養責任為主,未來也應更重視雙薪家庭在照顧責任上的重要性。

在老人照顧系統的公共政策支持中,未來也應更重視給予家庭照顧者及雇用外籍看護工的家庭支持。

換言之,過去照顧責任的私有化在未來可能面臨公共化與集體負擔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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