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學-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犯罪學（英語：Criminology）是一門社會科學，主題是尋找犯罪行為的現象與規律，尋找犯罪發生的原因，藉此尋找方法以減輕犯罪對社會的影響（最後這項於今日已被更精緻 ... 犯罪學 学科 語言 監視 編輯 犯罪學（英語：Criminology）是一門社會科學，主題是尋找犯罪行為的現象與規律，尋找犯罪發生的原因，藉此尋找方法以減輕犯罪對社會的影響（最後這項於今日已被更精緻地分科為刑事政策，而與犯罪學同屬刑事學的分支學門）。

除了針對犯罪人以外，犯罪學研究也會調查社會與政府對犯罪的認定標準和反應，以及研究如何改善被害人的處境。

犯罪學 子領域 犯罪生物學 犯罪社會學|犯罪心理學 刑罰學|刑事政策|受害者學 學派 古典學派|實證學派 新古典學派 義大利學派|芝加哥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 衝突犯罪學|環境犯罪學 馬克思主義犯罪學（英語：Marxistcriminology） 女性主義犯罪學 左翼現實主義|右翼現實主義 整合犯罪學|後現代主義 犯罪原因理論（大致依時間先後） 功利主義（古典理論） 生來犯罪人|精神病學模式 緊張理論|差別接觸理論 次文化理論|社會控制理論 標籤理論|明恥整合理論 理性選擇理論|自我發展論 日常活動理論|破窗理論 一般人格與認知社會學習理論 衍生的刑罰理論（大致依時間先後） 應報理論|嚇阻理論 預防理論|矯治模式 罪有應得理論|修復性司法 新應報理論|表達性刑罰理論 重要概念 犯罪|暴力|人性 連環殺手|少年犯罪 白領犯罪|社會階級 社會解體（英語：Socialdisorganizationtheory）|社會分化 文化失範|文化衝突 組織型犯罪|受害者 毒品|迴避機制 越軌|刑法|司法程序 刑罰|保安處分 監獄|虐囚|監獄人權 規訓與懲罰|瘋癲與文明 死刑存廢問題 社區處遇|轉向處遇 少年感化院|中途之家 更生人|更生中心 再犯|累犯 相關學科 心理學|社會學|精神醫學 刑事學|法醫學 本模板：檢視討論編輯 在研究方法上，當世的犯罪學特別著重於應用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的理論及研究方法來觀察和瞭解犯罪現象、成因。

此外，隨著大腦神經科學和基因的研究興盛，這兩種領域的觀點也越來越受犯罪學的歡迎。

目次 1歷史 2古典學派 3實證主義學派 3.1義大利學派 3.2社會學實證主義 3.3芝加哥學派 3.4社會心理學結合認知神經科學 4新古典學派 5參考資料 歷史編輯 在十八世紀中葉，犯罪學隨著法學家和社會學家對犯罪和法律概念的興趣而興起，各學派亦漸次出現。

在1885年，義大利的法學教授拉斐爾·加羅法洛（英語：RaffaeleGarofalo）創造了「犯罪學」（義大利語：criminologia）這個專有名詞。

約同一時間法國人類學者PaulTopinard首次於法國文獻中使用犯罪學一詞（法語：criminologie）[1]。

古典學派編輯 犯罪學的古典學派出現於18世紀中後葉，歐洲各國刑事改革浪潮中。

是時，監獄被設計出來作為替代中世紀各種酷刑的懲罰方法，諸般人權呼聲與刑罰執行上的變革相繼出現，獵巫、刑求逼供、糾問訴訟等制度相繼被廢除。

大尺度的發展，便是法國大革命後所提出的人權宣言、美國制憲會議所提出的憲法權利清單等等。

18世紀中後葉的古典學派是建基於功利主義哲學。

貝加利亞、邊沁及其他的古典學派思想家認為： 人擁有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意志。

人是快樂主義者，他尋求自己定義的快樂之最大化、避免痛苦，亦即一種「理性盤算」，會在行動前計算為此所付出的和從中得到的，然後才決定行動與否——這種觀點明顯源於功利主義的哲學；但它同時忽略了行為的非理性及無意識的因素。

（嚴厲的）刑罰會增加一個行為的成本，驅使人遠離犯罪[2]。

所以越快速和越確定（即：確定會發生）的懲罰，越能阻止犯罪。

過了兩百五十年之後的今天，回頭審視古典犯罪學派的理論，可以評價為：當時的哲學家與法學家們憑著自身對社會、人類、尤其對犯罪人的觀察，提出了一套解釋的命題。

這套命題在當時，由於人類行為科學的實證研究尚不發達，因此欠缺客觀的證據。

不過隨著兩百五十年來實證研究的日益發達，這些命題逐漸得到犯罪生物學、犯罪社會學、犯罪心理學上的支持或反對證據。

實證主義學派編輯 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將科學實驗的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

孔德強調社會現象及人類行為之研究，必須以嚴謹的科學方法為基礎，始可得客觀的研究發現，否則就沒有社會現象的社會知識。

其曾謂：「沒有實證研究方法，即沒有社會現象的真實知識。

」 相應地，犯罪學的實證學派也出現於19世紀中，主張運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犯罪行為的原因。

此時期的研究大多發現，犯罪是出於一些個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無論是內在的或外在的。

犯罪學實證主義大致可分為生理學／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三個方向；相應地，各學者所提出的犯罪成因解釋和犯罪預防方法，也就帶有各自學門的色彩。

義大利學派編輯 犯罪學實證學派最早期的代表人物是三個19世紀義大利的犯罪學學者，切薩雷·龍勃羅梭、恩里科·費里（英語：EnricoFerri）、拉斐爾·加羅法洛，他們有時候被合稱「犯罪學三聖」。

因為他們都是義大利學者，所以也被稱為「義大利學派」。

切薩雷·龍勃羅梭（1835-1909）是19世紀後義大利的監獄醫生，主要領域是精神醫學。

他對於犯罪人的生理特徵特別著迷，主張用經驗證據來認識犯罪，是生理實證主義（犯罪學生物學派）的開創者，也被稱為「實證犯罪學之父」[3][4]。

他建議用觀察一些物理特徵——諸如枕骨形狀、手臂長度、耳朵凸出程度等等——如果有返回尼安德塔人的「返祖現象」，則標示著犯罪的較高可能性。

這條路線帶著《顱相學》及達爾文《進化論》之內涵。

但因為龍勃羅梭的研究樣本太少（383名男性，80名女性），且缺乏對照組，並不符合有效科學研究的條件，所以其理論沒有科學價值[5]。

犯罪生理成因的研究，到了20世紀轉移主題為基因特徵及營養攝取。

費里（1856-1929），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義大利的犯罪學學者，他是龍勃羅梭的學生。

費利認為生理與社會都是犯罪行為的重要原因，並主張犯罪人不需要為其罪行負責，因為犯罪的原因並不是犯罪人所能控制的。

拉斐爾·加羅法洛（英語：RaffaeleGarofalo）（1851-1934），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義大利的犯罪學學者、法學者。

加洛法羅曾提出以下的理論： 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參見：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張犯罪人應依進化法則予以淘汰。

淘汰方法有三：死刑、部分淘汰與強迫隔離。

認為犯罪具有共通性，意即為「各民族所不能容忍，且不得不以懲罰手段加以鎮壓」。

故提出「自然犯罪」（NaturalCrime）一詞：危害社會之不道德行為，且欠缺「誠實」與「憐憫」這兩種人類共有之道德情感。

犯罪成因應擴及心理及社會層面而為探討。

龍布羅梭、費利、加洛法羅三人所提的犯罪成因三面向：生理、心理、社會，基本上已涵蓋了犯罪學研究的全部面向；當然，隨著實證技術和科技進步，現代能做的研究比他們當時更為深入、有效、有效率許多。

雖然他們當時受限於實證技術不足，能為各自理論提出的證據其實非常薄弱，以致於只能算是「空言主張」的程度；不過他們倡導以科學方法研究犯罪成因，由此開創新研究領域，人類的社會管理從中獲益良多，仍值得史書記上一筆。

社會學實證主義編輯 與義大利學派大約同時期，19世紀的歐洲其他國家較不流行從生理、心理之類的個人層次來分析犯罪，較流行的是社會學實證主義，從社會結構與社會階級切入，認為諸如貧窮、次文化與及低教育水平是驅使犯罪行為的深層原因： 凱特勒，19世紀前半比利時的天文學家、數學家、統計學家，透過統計分析審視犯罪和社會因素的關係。

他發現年齡、性別、貧窮、教育和酗酒是犯罪的主要相關因素[6]。

HenryMayhew（1812年-1887年），19世紀中葉英國的記者、社會研究者，使用經驗主義及人種學的方法探索社會問題和貧窮，他的研究成果先以連載發表於倫敦的報紙《MorningChronicle（英語：MorningChronicle）》上，於1851年集結成三冊的《倫敦工人和倫敦貧民（英語：LondonLabourandtheLondonPoor）》，1861年再補充出版〈別冊〉（ExtraVolume）[7]。

RawsonW.Rawson（1812年-1899年），19世紀中與後半英國高階公務員與統計學家，從統計中發現人口密度和犯罪率之間的關係，擠擁的城市誘導著罪行的發生[8]。

JosephFletcher和JohnGlyde也在倫敦統計學會（英語：StatisticalSocietyofLondon）（英語：StatisticalSocietyofLondon）中發表關於犯罪的地區分佈的研究[9]。

涂爾幹，19世紀後半到20世紀初法國社會學家，認為由於社會結構的不完整性，必然存在犯罪，無法消滅[10]芝加哥學派編輯 主條目：芝加哥社會學派和犯罪社會學 芝加哥學派在20世紀初興起，主要由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羅伯特·E·帕克、ErnestBurgess及其他城市社會學家所建立。

二十年代，帕克和Burgess發現在城市發展中經常出現的同心圓模式。

在1940年代，HenryMcKay和CliffordR.Shaw聚焦於青少年犯罪(或譯：少年非行)，發現他們集中在上述同心圓的「過渡地帶」，亦即少數民族區和貧民區。

芝加哥學派採取社會生態學方法研究城市，並認為大部份的貧窮居民都在社會結構和家庭、學校等地方感到挫敗。

這造成社會解體（英語：Socialdisorganizationtheory），縮小家庭與學校等社會組織控制行為的能力，與及創造偏差行為和犯罪的環境誘因。

芝加哥學派的蘇哲蘭於1939年著作的《犯罪學原理》三版中，發表了《差別接觸理論》，主要認為人們從與他人的交往經驗中學習到犯罪行為[11]。

社會心理學結合認知神經科學編輯 參見：社會心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 犯罪學實證主義到了20世紀後半，英國心理學家漢斯·艾森克認為個性和神經機能更可能導致犯罪行為。

他為犯罪行為設定了類似HerveyM.Cleckley及RobertHare界定的心理病態（psychopathic）的標準。

他的模型則借鑒於關於兒童社會化的理論。

他的理論為犯罪學的生理解釋和社會學習理論之結合舖平了道路，這條道路是1960年代迄今（2013）研究人類行為（犯罪也是人類行為之一種）的顯學。

亦參見：行為學派心理學家斯金納和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

新古典學派編輯 在犯罪學當代史上，新古典學派（英語：Neo-classicalSchool）指的是1970年代起於美國、加拿大的復古思潮，起因是對於矯治理想破滅的失望。

20世紀上半，北美的社會、政府投注了大筆資源在犯人矯治上，但犯罪率和再犯率仍居高不下。

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是1974年由RobertMartinson（英語：RobertMartinson）所發表的《什麼有用？監獄改革的問題和答案》[12]一文。

他結論段的標題「Doesnothingwork?」被擷取、傳頌為聳動的兩個字：「NothingWorks!」。

主流社會失望之餘，轉而不再支持矯治理想，而是譴責犯罪人：一樣都是人，我們就能理性行事、奉公守法，你們為什麼不行？敬酒不吃吃罰酒，那就別怪我們刑罰相向、不再寬容。

在犯罪學的新古典思潮中，18世紀的貝加利亞和邊沁的古典理論再度成為主流，亦即功利主義。

不過新古典主義犯罪學比古典學派多了一個但書：但如果迅速的、嚴厲的懲罰還不能嚇阻某些犯人，那麼依宣判的刑度監禁到完，不給予假釋，也是他們應得的（活該的）（英語：deserveit）。

新古典學派解釋犯罪成因的代表性理論是《理性選擇理論》。

由新古典主義衍生的刑罰理論是在美國、英國以AndrewvonHirsch（英語：AndrewvonHirsch）為代表的《罪有應得理論》（英語：JustDesertsTheory）[13][14]。

起於美國、後來英國也引進的、舉世聞名的「量刑準則（英語：UnitedStatesFederalSentencingGuidelines）」，便是「罪有應得」想法下的產物：精確計算出「應得」的刑罰。

在德國，21世紀初以MichaelPawlik（德語：MichaelPawlik）為主的《新應報理論》（dieneueVergeltungstheorie）[15]，基本上也是《罪有應得理論》。

新古典學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問題是「證據眼盲」：來自心理學、關於矯治成效的證據被忽略不看，或者被不理性地貶低。

同以「知識之取得不看證據」而言，新古典學派和古典學派是類似的：古典學派是受限於當時的人類行為科學不發達，所以沒有證據可看，尚情有可原；新古典學派則是有豐富的證據供取閱仍選擇忽視[16]。

關於新古典學派的「證據眼盲」有個令人惋惜、但不受重視的插曲：「WhatWorks?」發表5年後，RobertMartinson在1979年[17]承認自己當初的結論錯誤，並且自殺。

但不管是當時犯罪學主流的社會學派，或是政界、民眾，少有人關注這件事，而是繼續揮舞著「NothingWorks!」的標語，貶低、否定矯治的功效，不斷提高嚴刑峻罰，例如著名的「三振出局法案」、「潔西卡法案」、「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假治療之名行無期徒刑之實」等等。

這種態度直到21世紀，2010年代才慢慢開始有所轉變。

參考資料編輯 ^Deflem,Mathieu.SociologicalTheoryandCriminologicalResearch:ViewsfromEuropeandtheUnitedStates.Elsevier.2006:p.279.ISBN978-0-7623-1322-8.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Beccaria,Cesare.RichardDavies,translator,編.OnCrimesandPunishments,andOtherWriting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p.64.ISBN978-0-521-40203-3.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McLennan,Gregor,JenniePawson,MikeFitzgerald.CrimeandSociety:ReadingsinHistoryandTheory.Routledge.1980:p.311.ISBN978-0-415-02755-7.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Siegel,LarryJ.Criminology,8thedition.Thomson-Wadsworth.2003:p.7.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Siegel,LarryJ.Criminology,8thedition.Thomson-Wadsworth.2003:p.139.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Beirne,Piers.AdolpheQueteletandtheOriginsofPositivistCriminolog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March1987,92(5):pp.1140–1169（英語）.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HenryMayhew:LondonLabourandtheLondonPoor.CenterforSpatiallyIntegratedSocialScience.[2007-02-27].（原始內容存檔於2008-05-15）（英語）.  ^Hayward,KeithJ.CityLimits:Crime,ConsumerismandtheUrbanExperience.Routledge.2004:p.89.ISBN978-1-904385-03-5（英語）.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Garland,David.OfCrimesandCriminals.Maguire,Mike,RodMorgan,RobertReiner(編).TheOxfordHandbookofCriminology,3rded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2:p.21（英語）.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W.PaulVogt;Turner,Stephen.Durkheim'sSociologyofLaw-Moralityandthecultoftheindividual.London:Routledge.1993年:p.74.ISBN 0415094372（英語）. 引文使用過時參數coauthors(幫助)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EdwinHardinSutherland.PrinciplesofCriminology3rded.1939.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Martinson,Robert.WhatWorks?–QuestionsandAnswersAboutPrisonReform.ThePublichInterest.1974,35:pp.22–54.ISSN 0033-3557.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vonHirsch,Andrew.DoingJustice:TheChoiceofPunishments.NewYork:HillandWang.1976.ISBN 978-0809001248（英語）.  ^vonHirsch,Andrew.DoingJustice:TheChoiceofPunishments(ReportoftheCommitteefortheStudyofIncarceration).NewYork:NortheasternUniversityPress.1985.ISBN 978-0930350833（英語）.  ^Pawlik,Michael.KritikderpräventionstheoretischenStrafbegründungen.FestschriftfürHans-JoachimRudolphi.2004:S.213ff.（德語）.  ^Andrews,Bonta(2010):Andrews,DonaldAuthur;Bonta,James.Ch11.PreventionandRehabilitation.ThePsychologyofCriminalConduct5thed.阿姆斯特丹,Bostonetal.:AndersonPublishing,LexisNexis.2010.ISBN 978-1-4224-6329-1（英語）. 外部連結存在於|publisher=(幫助)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 Martinson,Robert.NewFindings,NewViews:ANoteofCautionRegardingSentencingReform.HofstraLawReview:pp.243–258.[2014-02-09].ISSN 0091-4029.（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英語）. 引文格式1維護：冗餘文本(link) 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犯罪學&oldid=71277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