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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男,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 ...
周作人
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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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壽(後改為奎綬),字星杓,又名啟明、啟孟、起孟,筆名遐壽、仲密、豈明,號知堂、藥堂等,男,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
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
新文化運動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並曾任新潮社主任編輯。
五四運動之後,與鄭振鐸、沈雁冰、葉紹鈞、許地山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與魯迅、林語堂、孫伏園等創辦《語絲》周刊,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
周作人周作人像出生櫆壽(後改為奎綬)(1885-01-16)1885年1月16日 大清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逝世1967年5月6日(1967歲-05-06)(82歲) 中國北京市筆名遐壽、仲密、豈明(共有90多個筆名)職業作家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配偶周信子(原名羽太信子)兒女周豐一、周靜子、周若子親屬周伯宜(父親)魯瑞(母親)魯迅(兄)周建人(弟)
目次
1生平
1.1早年
1.2留學日本
1.3中華民國成立後
1.4抗日戰爭期間
1.4.1留平教授
1.4.2神秘槍擊案
1.4.3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
1.5戰後
1.6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1.6.1上書毛澤東
1.6.2翻譯
1.6.3寫作
1.6.4文革期間
2家庭
3成就
3.1散文
3.2翻譯
3.3魯迅研究
3.4雜學
4著作和譯著
4.1古希臘語
4.2日本語
4.3英語
5評價
6參考來源
7研究書目
8外部連結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周家新台門
周作人出生在紹興府城內的周家新台門(今紹興魯迅故居),籍貫屬會稽縣。
出生時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官,得到家信時正好有一魁姓旗人來訪,遂將這個孫子取名「櫆壽」,與長孫「樟壽」(魯迅原名)對應。
[1]
周家新台門對岸的三味書屋
周作人幼年在家鄉的私塾書屋(三味書屋)裡接受傳統的國學教育,1898~1899年和1900~1901年兩次參加科舉均止於院試。
[2]後來在國內新學的風潮中,於1901年到南京進入江南水師學堂(民國後改海軍軍官學校),在管輪班(輪機科;輪機專業)讀了6年[3],當時專業科目都用英文書,他因此有了相當的英文基礎,後來考取官費生,和哥哥魯迅、好友許壽裳(季茀)等人留學日本。
留學日本編輯
他以學「造房子」(土木工程、建築工程)的名目出國,抵日後先讀法政大學預科,後入東京立教大學修希臘文和英文等西方語文(周作人的古英語頗有水平),研讀《遠征記》(蘇格拉底的學生色諾芬的著作)等文學經典,課後也到神學院學福音書的希臘原文。
[來源請求]課餘和哥哥翻譯出版了《域外小說集》(在1909年的2月,印出第1冊,到6月間,又印出第2冊),這兩部譯作以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為主,也包括王爾德等的作品,其中的迦爾洵的《四日》,安特來夫的《謾》和《默》這3篇是魯迅翻譯,魯迅校訂了周作人翻譯的其他各篇,這是史上第1部直接從英語、德語原文翻譯成漢語古文的短篇小說集。
魯迅、周作人1920年3月20日給這1年的重印版寫的〈域外小說集序〉裡說:每集在東京只賣去20本就再也沒有人買了,第1集另有1本是許壽裳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而去試買的(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帳。
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
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上海的寄售處「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
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
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
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
」
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裡說:「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
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
」
蔡元培1919年3月18日寫給林紓的公開信裡說:「周君所譯之《域外小說》,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
」
周氏兄弟、許壽裳、錢玄同等在日本時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並相互結下友誼。
另外周作人在日本還短暫學習俄文(與魯迅等共學)、梵文(與老師章太炎共學,教師是會說英語的旅日印度人,周給老師做英語翻譯)等。
中華民國成立後編輯
北大紅樓
1911年從日本回中國,1912年做了半年浙江省教育司視學(督學),後轉浙江省立第五高級中學教員,教了4年英文,1917年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的1918年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擔任希臘羅馬文學史、歐洲文學史、近代散文、佛教文學等課程,並創辦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出任首任系主任,該系師資還有張鳳舉、徐祖正等,後來因中日戰爭爆發而停辦。
他清新淡雅,如話家常的白話文,洋溢著深厚的中國、東洋、西洋古典與近現代文化素養,轟動一時,新文化運動中更發表影響深遠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啟蒙主義理論文章。
周作人還廣泛參與社會活動,1919年起任中華民國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與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劉復、胡適5位北大教員兼國語會會員在會上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議案》,經大會通過後頒行全國。
1922年與錢玄同、陸基、黎錦熙、楊樹達、胡適、沈兼士等會員任國語統一籌備會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共16人)。
1922年,在「非基督教運動」高潮中,他和錢玄同、沈士遠、沈兼士及馬裕藻發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師大風潮中,周作人支持進步學生,與魯迅、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人連署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會員。
1927年,李大釗等20餘名國民黨員(有的身兼共產黨員身份)被奉係軍閥張作霖絞死。
周作人在冒有生命危險的情況下,把李氏子女李葆華和李星華藏在自己北京西城八道灣胡同的家中。
此後,對李氏遺孤的救濟幫助一直持續近20年。
[4]
抗日戰爭期間編輯
留平教授編輯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他沒有同行,成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受校長的委託看守校產。
北大校長蔣夢麟後來在回憶錄(《西潮》和《新潮》)裡談到:「抗戰的時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說,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關係比較深,不走,可以保存這個學校的一些圖書和設備。
於是,他果然沒有走,後來因他在抗戰時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來關在南京。
我常派人去看他,並常送給他一些需用的東西和錢。
記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帶了封信出來,說法庭要我的證據。
他對法庭說,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做漢奸,是校長托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
法庭問我有沒有這件事?我曾回信證明確有其事。
結果如何,因後來我離開南京時很倉促,沒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沒有去打聽。
」
神秘槍擊案編輯
1939年元旦,自稱是他的學生並自稱姓李的客人求見周作人,突然開槍將他擊倒,子彈射中銅扣而受輕傷。
兇手逃逸後未被捉獲。
有關槍擊案的兇手是誰一直眾說紛紜。
周作人始終堅持是日本軍方的陰謀,日方則說是國民黨特務所為。
戰後有人在美國撰文,自稱當年是學生,不滿周的親日行止而下手。
以時間點來說,周作人當時並沒有出任傀儡政權的任何行政職務,他先是應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委託,在家裡翻譯英文和古希臘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學(美國基督教背景)國文系每周授課6小時,擔任客座教授。
但遭行刺後日軍憲兵進駐周作人家,卻加速民眾對其親日印象的懷疑。
出任汪精衛政權職務編輯
《最新支那要人傳》(1941年出版)中的周作人
經過槍擊案的身心衝擊,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衛南京政府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聘書,3月應聘兼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籌辦員」,開學後兼任文學院院長。
1940年11月8日,汪精衛政權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衛政權中央政治委員會31次會議通過「特派周作人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並指定為常務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東亞文化協議會會長,1943年3月29日任「藝文雜誌」總編輯(參考張深切「北京日記」),6月起兼任華北綜合調査研究所副理事長,1944年5月起兼任《華北新報》經理和報道協會理事、中日文化協會理事。
戰後編輯
抗戰結束後,1945年12月在北平以漢奸罪名被蔣介石主政的國民政府逮捕,並押解南京受審,監禁於老虎橋監獄,周的朋友、學生紛紛為他開脫求情,俞平伯還給在美國辦外交的胡適寫了封長信,請求胡適為周說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處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967年7月發表)一文寫到「理學院仍設景山東街前北京大學理學院原址,文學院因為沙灘紅樓被日本憲兵隊所佔據,乃在馬神廟北大圖書館邊新蓋三層大樓一座供用;這兩個學院在淪陷期間,不但絲毫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設備,所以周作人勝利後在法案受審時,供稱他留在北平,並不是想當漢奸,是蔣夢麟校長託他在那裡照顧學校的,這樁事有蔣前任校長去函法院證實,而新任校長胡適之也替他證明有保全北大的圖書和設備之功,所以法院寬大為懷,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徒刑。
」
鄭振鐸說:「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給了他不好的影響。
」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華民國總統,在國共和談的空氣中,下令釋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監獄,坐火車到學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暫住。
他曾通過尤炳圻聯繫以前教過的台灣籍學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灣,1948年起在台灣大學教書)表示有意到台灣,在北京大學修過周先生2學期2學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我所認識的周作人〉1文回憶:「周作人知道將被釋放,叫尤君寫信給我,說他想來台灣,問我有沒有法子安置。
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醫師,向他借用北投的別墅供住,郭君滿口答應,我於是立刻回信給尤君,告訴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費用,我和老友張我軍可以負責設法,可是他出獄後沒能即刻來台,後來就斷絕消息了。
」
他不到台灣與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灣大學校長不無關係。
胡適從上海要到美國前,曾託王古魯遊說他離開中國,他反託王古魯勸胡適不要離開中國(見《知堂回想錄》)。
1949年8月14日,他從上海回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指出毛澤東很早就與周作人來往的事實,文中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記》:『毛澤東君來訪』。
「君」常用於老師稱呼學生。
(毛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旁聽了許多課程,並造訪了多位老師,《胡適日記》1920年1月15日有記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毛澤東與周作人》文中說周作人1949年後「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長信,作了一些檢討,也為自己的過去作了一些解釋。
周恩來將這封信轉呈毛澤東」。
今非昔比的毛澤東,對此信作了批示:「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
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與他對另一位昔日老師胡適的口氣如出一轍(「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5])。
但據郭宇一的文章,「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這樣的批示,學界目前尚有爭論」。
周作人的學生在台灣的有許世瑛(許壽裳大兒)、張我軍(板橋人)、鄭騫、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張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來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編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灣的老房子,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維持生計。
上書毛澤東編輯
周作人在1951年給毛寫信,毛的秘書胡喬木1951年2月24日給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
」「我的意見是:他應當徹底認錯,像李季一樣在報紙上悔過。
他的房屋可另行解決(事實上北京地方法院也並未準備把他趕走)。
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
周揚亦同此意。
當否請示。
」毛澤東批了:「照辦。
」[6]
翻譯編輯
周作人從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反右運動中,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的經濟負擔大增,只好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信。
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幣。
1964年9月起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其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幣,當時他的妻子羽太信子已去世。
這段期間,他翻譯日本古典文學和古希臘文學作品多部,同時應邀校訂別人的譯稿(《今昔物語集》、《源氏物語》等),日本現代文學譯作有:《石川啄木詩歌集》等。
有些沒有結集的日本文學中短篇譯作散見中國和香港傳媒。
他每個月開銷頗大,在寫給香港曹聚仁的信件裡面曾說:「人民文學社派人來說,每月需用若干。
事實上同顧頡剛一樣,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得太多,所以只說四百。
以後就照數付給」。
「因為負擔太重太多,所以支出太巨,每月要不足百元以上,這是我拮据之實情。
」
寫作編輯
回憶魯迅的專書著作有:《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魯迅的青年時代》。
在報刊發表散文隨筆,後輯成《木片集》。
經曹聚仁介紹,在香港傳媒連載回憶錄《知堂回想錄》,後結集出版。
文革期間編輯
1966年5月,文革開始。
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給周作人預付稿費。
8月2日,他被紅衛兵查封了家,並遭到皮帶、棍子抽打。
其後周作人兩次寫了短文讓兒媳張菼芳交給當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藥安樂死,都無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發病去世,享壽82歲。
家庭編輯
周氏家族在明朝正德年間定居紹興,到周作人這一代已是第14代。
祖父周福清,字介孚,進士出身。
父周鳳儀,母魯瑞。
長兄樟壽(周樹人、魯迅),三弟松壽(周建人),妹端姑未滿周歲即夭折,四弟椿壽六歲夭折。
[7]周作人在日本娶了所寄居公寓做工的羽太信子為妻(1909年在東京結婚)。
生子周豐一(1997年病逝),女兒周靜子,1929年夭折的女兒周若子。
周豐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到北京圖書館(現在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工作。
周豐一與其妻張菼芳照顧周作人度過晚年。
成就編輯
散文編輯
他主張「美文」及「言志文學」,風格平和沖淡,富幽默感,深具哲理,常援引詩文,有點田園詩人悠閒自得的情態,也有點隱逸與古雅的封建士大夫的風味,號稱真正的隱士。
他在初期的散文集《自己的園地》和《雨天的書》,流露出一些現代人感情和思想,對現實和封建文化的不滿,以後提倡「言志」的趣味文學。
[8]
周作人最主要的成就是散文小品的創作,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成熟的散文風格——「平和、沖淡」,對後世的散文創作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曾風靡一時,並迅速形成一大流派:「言志派」。
翻譯編輯
周作人精通日語、古希臘語、英語,並曾自學古英語、世界語。
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與魯迅合作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
[1][8]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周作人受到剝奪政治權利(1953年12月19日人民法院判決)的處分,在北京的家裡專事翻譯和寫作,但不允許以本名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交給他翻譯希臘古典文學和日本古典文學這項任務(胡喬木提議,毛澤東批准),產生了一批高品質的日本文學和古希臘文學經典漢語譯本。
包括古希臘喜劇《財神》(阿里斯托芬作)、《希臘神話》、《伊索寓言》全譯本、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翻譯);日本現存最古的史書《古事記》、滑稽短劇《狂言選》、平安時代隨筆代表作《枕草子》、滑稽本《浮世澡堂》(日文《浮世風呂》)和《浮世理髮館》等。
他應邀校訂北京翻譯社的《今昔物語集》本朝部譯稿和豐子愷的《源氏物語》全部譯稿(與錢稻孫合作)。
他自己覺得畢生最重要,也最有成就感的譯作是用古希臘語(和羅馬帝國希臘化地區當時流行的新約希臘語、通用希臘語不同)寫作的古羅馬敘利亞作家、哲學家路吉阿諾斯的作品選《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魯迅研究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另一貢獻是撰寫《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代》、《魯迅小說裡的人物》這些回憶性文章,為魯迅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雜學編輯
除了文學創作及翻譯,周作人的研究涉及到了多個領域。
在《我的雜學》中他提到了他所受到的雜學的影響。
著作和譯著編輯
著作
周作人在世時自己編訂的文集,大部分在生前已出版,現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結集再版:
《秉燭談》、《藝術與生活》、《澤瀉集》、《過去的生命》、《風雨談》、《苦茶隨筆》、《兒童文學小論》、《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秉燭後談》、《知堂乙酉文編》、《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知堂回想錄(上、下)》、《自己的園地》、《夜讀抄》、《雨天的書》、《藥堂雜文》、《過去的工作》、《立春以前》、《魯迅的故家》、《永日集》、《看雲集》、《苦口甘口》、《苦竹雜記》、《談龍集》、《談虎集》、《書房一角》、《藥堂語錄》、《周作人書信》、《木片集》、《苦雨齋序跋文》、《魯迅的青年時代》、《歐洲文學史》、《知堂文集》、《瓜豆集》、《藥味集》、《老虎橋雜詩》。
《周作人文類編》(共十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ISBN978-7-5404-1885-4,鍾叔河編,共收文2954篇,包括:自編文集二十八種(約一千二百篇)、已編成未及出版的《木片集》和《飯後隨筆》(四百餘篇)、集外文和未刊稿一千三百餘篇,按文章內容重新分類。
《周作人散文全集》(共十五卷),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ISBN978-7-5633-8295-8,鍾叔河編,收錄周作人全部散文及部分日記、詩歌、書信、序跋、譯文,涵括《周作人文類編》及《周作人自編文集》的全部內容,還有集外文及未刊稿,採用編年體形式輯錄。
譯著
古希臘語編輯
《路吉阿諾斯對話集》
《希臘擬曲》
《財神》(古希臘喜劇)
《希臘神話》
《伊索寓言》(全譯本)
《歐里庇得斯悲劇集》(與羅念生合作,古希臘悲劇)日本語編輯
《古事記》
《狂言選》
《枕草子》
《浮世澡堂》(日本語《浮世風呂》)
《浮世理髮館》(日本語《浮世床》)
《現代日本小說集》(與魯迅合作)
《如夢記》
《石川啄木詩歌集》
《兩條血痕》
《平家物語》(未譯完)英語編輯
《域外小說集》(與魯迅合作)
《紅星佚史》
《現代小說譯叢》(與魯迅合作)
《希臘的神與英雄》
評價編輯
舒蕪說:「周作人是中國新文學新文化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又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
早在清朝末年,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留學日本的時候,就從事新文學工作,倡導新文學運動,成了後來的『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遙遙先驅。
『五四』新文學運動起來,他們都成為第一流的代表人物。
周作人的名字,曾經是青年心目中一個輝煌的名字。
」
關於周作人的文學成就——鄭振鐸說:「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麽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陣;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
郁達夫說:「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爲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爲最所溺愛。
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
」
張中行說:「我由上學時期讀新文學作品起,其後若干年,常聽人說,我自己也承認,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弟兄,一剛勁,一沖淡,平分了天下,這不是吹捧,有一微末的事可以爲證,是不管不署名還是署生僻的筆名,熟悉的人看三行兩行就可以斷定:這是魯迅,這是周作人。
這情況,輕一些說是他們有了自己的獨有的風格,重一些說是別人辦不了。
別人辦不了,也許就可以說是高不可及。
」
舒蕪說:「他最早是作為翻譯家出現,他的翻譯工作,首先是一種啟蒙工作,求新聲於異邦的工作。
他是北京大學第一個講歐洲文學史的教授。
他還寫了大量的介紹外國作家作品,輸入外國文學與理論知識的文章。
接著他又作為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出名。
他的名文《人的文學》,第一次給中國新文學運動制定了一個民主的人道的思想綱領,啟發了一代兩代的文學青年。
接著他第一個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號,為文學革命提出進一步的目標。
他呼籲人的發現,女性的發現,兒童的發現,他提倡寬容和自由,反對束縛和統制。
他又是最初的新詩人之一,他的長詩《小河》被推為中國新詩運動史上一個新的里程碑。
周作人後來把寫作的重點轉向小品文,他對新文學新文化史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這一方面,他的沖淡雋永,苦澀回甘的小品文,極盡「陰柔」之美,與魯迅的極盡「陽剛」之美的雜文,兩峰對峙,雙水分流,代表中國新文學的最高成就。
」
在魯迅晚年與美國愛德加·史諾夫人的談話記錄稿中,史諾夫人(英語:HelenFosterSnow)問中國最優秀的雜文家有哪些,魯迅說出的第一個就是周作人。
陳之藩在《在春風裡·紀念適之先生之八》一文中寫道:「胡先生(指胡適)對周作人的偏愛,是著名的。
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說:『到現在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
他在晚年是儘量搜集周作人的東西。
」
關於周作人的學識——張中行說:「在我熟識的一些前輩裏,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派在第一位。
多到什麽程度,詳說確說,他以外的人做不到。
但可以舉一事爲例,他說他喜歡涉覽筆記,中國的,他幾乎都看過。
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絕大多數是偏僻罕爲人知的,只此一類,也可見數量是如何大。
何況還有雜,雜到不只古今,還有中外。
他通日語、英語和希臘語,據我所知,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於中文典籍。
英語呢,專說他常提到的藹理斯,他自己說有藹氏書二十六冊,加上向我借閱的《藹理斯自傳》,是二十七冊,其中最大的一種是《性心理研究》[9],連補編共七厚冊,總不少於三百萬字吧,他都讀了……還喜歡讀一些正統儒生不大注意的書,如《齊民要術》、《天工開物》、《南方草木狀》、《燕京歲時記》以及謠諺、笑話之類。
總而言之,還是無所不讀。
」
黃喬生說:「周氏少時接受舊學訓練,頗涉野史筆記,自述由雜學入門。
後步長兄樹人(魯迅)後塵,求學南京,留學日本,得異域文化薰陶,參較中西,遂淹博貫通。
此可謂由雜而一。
五四時代,本思想啟蒙之旨於神話學、民俗學、生物學、性心理學等東西洋著述,多所譯介,於中國思想革命及新學科之創立,功不可沒。
此可謂由一而雜。
此後轉而廣覽中國古代筆記,提要勾玄,披沙揀金,用功甚勤。
推崇平實態度,講倫理准乎自然,論道義力避空談。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因同情而寬容,不責備於古人,惟佳言之務得,思有惠於後學。
常述先賢通達之論,公諸同好,其為書話,蔚成大觀。
此乃由複雜歸於一。
」
文潔若說:「周作人爲人民文學出版社譯的日本古典作品,從八世紀初的《古事記》、十一世紀的女官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的《平家物語》、十四世紀的《日本狂言選》、十八世紀的《浮世澡堂》和《浮世理髮館》,以至本世紀的《石川啄木詩歌集》,時間跨度達一千多年。
每一部作品他譯起來都揮灑自如,與原作不走樣。
最難能可貴的是,不論是哪個時代的作品,他都能夠從我國豐富的語彙中找到合適的字眼加以表達。
這充分說明他中外文學造詣之深……每部譯稿,他必加上詳細的注釋,並在前言後記中交代作者生平、作者的歷史背景、藝術特色等。
他立論精闢,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恰到好處。
」[10]林燕說:「周氏所譯,往往是他人很少光顧的作品。
這大概不是為了獨闢蹊徑,而是一個眼光問題。
」
參考來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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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周作人传.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8.ISBN 978780713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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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周作人的一點史料——他與李大釗的一家》賈芝(載《新文學史料》1983年4期)賈芝,學者,是李大釗的女婿
^胡适与中共的恩怨纠葛:曾被中央宣布为“战犯”.[2011-12-18].(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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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書目編輯
D.EdwardPollard著,陳廣宏譯:《一個中國人的文學觀——周作人的文藝思想》(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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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學院上的學習資源
維基數據上的數據項
王宏志:〈「人的文學」之「哀弦篇」:論周作人與《域外小說集》(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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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利康:〈周氏兄弟與大逆事件(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小川利康:〈周氏兄弟與東京——兄弟之間的文化體驗差異(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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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德也:〈與耽美派相對立的頹廢派——1923年的周作人和徐志摩、陳源(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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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德也:〈「生活之藝術」的幾個問題——參照周作人的「頹廢」和倫理主體(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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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谷真由美:〈周作人與日本文化——以飲食文化為中心(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丸川哲史著,紀旭峰譯:〈日中戰爭的文化空間——周作人與竹內好〉(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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