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與酒的比較 - 通識plus

隨著吸煙對健康和社會的禍害普遍為人所認知和認同，大眾對吸煙的觀感亦愈趨負面。

這情況尤以二手煙對健康的影響得到醫學「確認」後為甚。

隨著二手煙對健康影響的醫學 ... 香港第一本 免費通識文化雜誌 煙與酒的比較 陳慧燕     吸煙除了是健康問題外，也扣連到社會問題。

當中，青少年吸煙都是歷年報章和雜誌的報道和評論、立法會會議、社區組織等討論要題之一。

吸煙習慣「蔓延」到年青一代不單是公共健康的議題，也被連繫到其他的青少年問題和犯罪。

但「青少年吸煙問題日益嚴重」這說法是否正確？根據政府的統計資料，由1982年至今，十五至十九歲年齡組別的吸煙率有升有跌，這年齡組別的吸煙人口佔整體吸煙人口不多於百分之三。

而且，在2008年，這兩項數字是歷年來最低的。

然而，推動反吸煙者，包括政府官員，往往誇大青少年吸煙現象。

  隨著吸煙對健康和社會的禍害普遍為人所認知和認同，大眾對吸煙的觀感亦愈趨負面。

這情況尤以二手煙對健康的影響得到醫學「確認」後為甚。

隨著二手煙對健康影響的醫學證據增加，吸煙被視為傳播致命疾病──特別是肺癌──的媒界。

吸煙令可怕的、不可傳染的疾病（癌症）變成可傳播的、任何一個人也有可能患上的疾病。

  可見，與吸煙相關的論述和行為，受龐大的學科、政治、經濟、社會、個人等形成的網絡所定義和限制。

當中，公共衛生成為凌駕性原則，包括凌駕個人生活方式選擇的自由和資本利益。

相反，公共衛生被說是保障個人自由（享受新鮮空氣和健康的自由），也可促進資本利益（健康員工提高生產力、禁煙商店更能吸引消費者、省卻清潔的勞動力和支出等）。

一些與煙草流行病不相符的說法和主體，均被排斥，以至禁絕。

如，吸煙者和煙草商的行為被法律所規限（如設立禁煙區，將吸煙者和非吸煙者分隔）。

吸煙和二手煙對健康的影響的質疑，往往被視為歪曲事實、假科學。

歷年來香港立法會的討論也沒有談及這議題。

煙草商則被視為「不具合法性」的壓力團體。

它的研究、行為、遊說，被視為虛假、不中立、利字當頭。

煙草商屢次投訴在控煙立法的諮詢中被孤立和忽視、它們的倡議未能在媒體有效表達。

有關吸煙的「正面」描述，包括香煙廣告、電視劇集和電影中的吸煙鏡頭均被限制或禁止。

在2005年吸煙條例修訂討論期間，本地評論人梁文道刊出的一些關於香煙文化評論，被讀者投訴指這些文章鼓吹吸煙。

  於是，大眾接收到的吸煙資訊，備受限制，變得狹隘和充滿選擇性： ·      吸煙再不能以「個人選擇」理由合理化，因為它損害了佔大多數的不吸煙者享有新鮮空氣的權利。

控煙因而沒有侵犯個人自由。

·      煙草商成為傳播疾病和社會疾病的媒介、被譴責對象：歪曲事實（否定醫學證據）、不可信、財雄勢大、惡霸 ·      吸煙者成為被邊緣化、傳播疾病和社會疾病的媒介、被譴責對象：由被煙草商欺騙的受害者，到不衞生、不文明、沒有公德心、野蠻的加害者；貧窮、低下層、年少無知、老弱多病 ·      非吸煙者是無辜和處於弱勢的受害者，特別是胎兒、初生嬰兒、幼童、年青人、婦女、吸煙者的妻子、僱員 ·      戒煙是預防疾病的最佳方法、負責任的表現；戒煙者是模範成功人士   對酒的正面聯想   醫學界對喝酒的研究則相對寬鬆。

雖然醫學界自從1970年代起開始關注喝酒對身體和社會的危害，但是其研究重點大多集中於「酗酒」，即喝酒者長期大量喝酒對個人健康和社會的影響，且傾向不強調酒精是構成個人、公共健康、社經問題的風險因素。

也就是說，與喝酒相關的問題，是喝酒者的個人問題（不負責任地喝酒）。

為什麼會有這研究傾向呢？其中一個原因是，科學家有意無意地希望與1920至1933年被宗教反動派所支持的美國禁酒運動劃清界線。

於是，醫學界喝酒的研究氛圍是相對寬鬆的，喝酒對身體的益處的研究因而得以展開。

醫學界對喝酒也沒有強而有力、統一的忠告（應否完全不喝酒，何謂「適量喝酒」沒有一致性的建議）。

控酒的建議──加強對酒精飲品銷售、飲用的規管──更長期被忽略。

  香港社會普遍認為，酒精飲品是一般商品，甚至是趨之若騖的商品。

只要喝酒者是「適量地」和「有責任地」飲用，喝酒不是問題。

雖然醫學研究也指出喝酒的害處，也有要求加強對酒精飲品的銷售和使用的規管，但這些聲音在公共討論中常被忽略。

相反，「適量喝酒」對益處卻常見於大眾媒體，也廣為大眾所接納。

其中一個原因是它符合喝酒益處的傳統信念（如「行氣活血」、「補身」）和人們期望得到的訊息。

  另外，喝酒常見於社交場合。

喝酒有益健康之說，有力地支持了「喝酒是飲食文化的一部分」、「喝酒為社交場合增加歡愉氣氛」的看法。

這些日漸被接納的看法為「喝酒是社交、喜慶的禮儀」提供了文化理由。

  此外，喝酒被看作為一個高尚雅緻的習慣。

喝酒一直以來在上層社會比較普及。

昂貴的白蘭地更一直被視為成功和財富的象徵。

直至1990年代中，白蘭地的高尚地位才逐漸被紅酒取代。

紅酒不單是「有益健康」，也流行於年輕有為、為西方教育的一群。

因此，紅酒漸漸被看作「有品味」的精英間的「文化消閒活動」。

品味紅酒更是一項專業知識，品酒師、紅酒展覽等商業活動也趁機而起。

  在對酒精飲品和喝酒日益寬鬆的社會氣氛下，與喝酒相關的問題被受忽視。

香港社會普遍認為將與喝酒相關的問題簡化成「酗酒」和「少數喝酒者的個人問題」，也認為「酗酒問題」又只是「西方社會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喝酒對個人、公共健康和社經問題的研究、數據一直缺乏。

諷刺的是，「喝酒問題在香港並不嚴重」這說法往往建基於「沒有證據顯示香港喝酒問題嚴重」。

    總結 醫學證據固然是推動控煙運動的重要理據，但並不是唯一決定性的理據。

對吸煙和喝酒的規範牽涉不同的領域、體制和單位，並且被扣連到多樣性的論述和行動。

  現時不同國家和地方，以至在國際層面均在推行控煙運動，它們之間也有互動關係。

然而，不同的文化、社會脈絡，造就不同國家和地方的控煙歷程，這也是醫學證據所不能解釋的。

比如說，香港的跟法國的會有所不同。

這與它們對風險、享樂、權利的理解不同有關。

法國社會傾向視風險是不能避免的，也比較重視不同的選擇自由和權利平等，因而較抗拒公共衛生學派干預個人生活選擇的倡議，也抗拒將排斥吸煙者的說法和措施。

所以，在法國的控煙法例執法不嚴，違法的行為也時有發生。

推動控煙運動也鮮有提及二手煙，也不將之定性為對抗吸煙者的戰爭。

相反，法國的控煙運動將「煙草」視為敵人，吸煙者則被視為受害者。

香港社會較重視道德和工作倫理，強調自我規律，崇尚個人／社會克服逆境的力量，也重視大多數人利益多於個人選自由、權利平等。

因此，吸煙可以被定性為個人問題。

與吸煙的論述和政策往往針對吸煙者，強調他們對個人、其他人以至整個社會的危害。

因此，研究個別地方的控煙運動，也是研究個別地方的社會脈絡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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