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病”待解 - 搜狐

新冠疫情下，大都市治理问题凸显，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愈加紧迫。

亚洲是地球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城市化以加速度进行。

2020年，亚洲城镇人口 ... 亚洲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病”待解 2021-11-1123:50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亚洲人口不断涌入城市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病”待解 过去几十年，亚洲经济活跃，城市化速度极为迅猛，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日，世界大都市协会（Metropolis）第十三届世界大会在广州举办，期间发布了《亚洲大都市报告》。

新冠疫情下，大都市治理问题凸显，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愈加紧迫。

亚洲是地球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城市化以加速度进行。

2020年，亚洲城镇人口23.6亿，占全球城市总人口43.8亿的53.93%。

国家和地方政府面临着满足居民需求、拉动投资和推进治理等系列挑战。

世界大都市协会成立于1985年，协会共有141个会员城市，来自世界各地，均是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型城市。

1993年9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世界大都市协会大会上，广州市被吸收为正式会员城市。

“亚洲共有312个大都市，这里的城市不断地扩张，和世界其他地区城市比，亚洲城市规模扩张是最快的，人口也不断地增加。

”在本届世界大会上，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全球研究学院可持续发展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大都市报告》共同作者巴拉特·达希亚（BharatDahyia）说。

《亚洲大都市报告》分析了35个世界大都市协会会员管理的28个亚洲地区的大都市状况。

《亚洲大都市报告》披露，亚洲28个大都市空间的平均人口为881万人，比全球平均水平（621万人）高出260万人。

世界大都市协会亚洲会员城市中，人口数量最大的分别是德里（3029万）、上海（2705万）和北京（2046万）。

亚洲政府管理大都市空间和城市区域的方式大致归为三种，分别是自治型城市管理机构、混合型城市-区域治理系统和统一型大都市政府。

达希亚在大会上解读称，从1960年到2020年，亚洲地区的大都市人口增加超过8倍。

2020年，有89个亚洲大都市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万人以上，土地不够、资金紧缺等问题，具体包括住房建设等成本不断上升，考验着政策制度者和城市规划者。

“把脉”亚洲大都市社会凝聚力 城市不仅是经济运行的载体，也是社会容器，在人口密度高的都市社区，繁华都市并非对所有人而言都意味着“上升通道”“改变命运”，收入不平等现象会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矛盾增加。

展开全文 在国际上，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范围在0到1之间，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

前述报告显示，亚洲地区的总体基尼系数值为0.37，优于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但略逊于欧洲和北美的发达经济体（均为0.35）。

亚洲的收入平等程度也略优于全球平均水平（0.41）。

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亚洲各个次区域差异不大，只有东南亚次区域情况突出，达0.42。

2020年人口较多的亚洲大都市 “亚洲大都市有很多流动人口，包括外来农民工，他们都怀着改善生活的目标，进入大都市。

”达希亚表示，亚洲大都市的贫富差距，仍比北美地区要大。

位于北亚和南亚地区的大都市，要改善社会包容性，尤其需要“迎头赶上”，譬如要降低文盲率，需政府加大投资。

《亚洲大都市报告》强调，人力资本发展程度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凝聚力状况的重要因素，可通过受教育水平衡量。

前述报告提出了城市脆弱性指标，综合土地使用监管、失业、自然灾害风险等因素，衡量每个大都市的脆弱性，得分在1至5分之间。

在这一得分上，亚洲大都市为2.05，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

细分亚洲区域，巴格达（3.88）和拉合尔（2.8）等西亚、南亚和西南亚大都市，正在推高城市脆弱性指标得分。

另一方面，东亚和东北亚地区远低于全亚洲平均水平，譬如表现突出的釜山（1.38）和新北（1.56）等城市。

城市脆弱性排名和分布图 “后者脆弱性较低，原因在于其政府的高效行政体系，及其区域的强大稳定水平，能够防止冲突，并为大多数居民创造持久和平与繁荣。

”该报告称。

以数据优化城市治理 借助大数据来评估城市发展，优化城市治理是大势所趋。

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市代表在大会上表示，为了提高卫生、安全、交通、环境和城市改造等方面服务，加济安泰普利用数字技术进行了大量数据采集。

“但是我们发现，在长期规划中，各部门的数据采集需要协调，否则就会给规划带来一定的困难。

” 随着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不断迭代，官方能够更好地捕捉数据、采集数据，形成分析结果支持决策。

“市政府从这方面受益匪浅，比如说，借助数据来优化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提高政策制定水平、改善公共服务等等。

” 香港岭南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助理教授、大都市指标研究专家吴道英也是《亚洲大都市报告》共同作者之一。

他表示，有超过30亿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而联合国人居署以及新城市发展议程，都特别强调基于数据的指标和评量统一。

“我们希望能超越城市的边界，去收集数据、产生高质量数据，并且统一一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量方法。

”吴道英指出，大都市层面指标体系和数据共享程度还有待提高。

亚洲大都市住房负担能力排名，居者有其屋任重道远。

未来亚洲大都市有什么发展趋势？达希亚认为，现在很多中小型城市正在快速扩张，未来将会出现更多大城市。

而扩张的大都市会带来资源不足，尤其是住房资源。

疫情带来了绿色经济复苏、循环经济等需求，需要一些创新手段解决新型社会问题，让更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决策。

附： 亚洲三种主要都市治理体系 自治型城市管理机构 >在城市-区域内的城市、城镇和自治市在功能和管辖区上都是相互分开的。

>各地方管理机构负责各自的规划、决策、立法和计划/项目执行。

>城市章程/法规清楚地规定了每个单位的边界。

>不同的管理机构之间的创收能力不同。

>资金更充裕的城市管理机构不愿与资金较匮乏的机构分享资源。

>无法在各地提供相同范围或品质的城市服务或设施。

>企业通过激起城市管理机构间的竞争、要求在打算落户的特定地区享受税收优惠或其他优惠，使这些机构为其所利用。

混合型城市-区域治理系统 >权力归于正式架构（例如中央政府部门、区域管理机构、大都市治理机构、特殊目的管理机构、城市、城镇和村庄）。

>每个治理机构都负责计划和项目的政策制定、财政、规划和实施等职能。

>一个治理机构可能只负责一个功能，或多个单位可能共同承担特定服务。

>具体职能可由在不同级别运作的独立机构执行，也可由一些政府机构共同承担。

统一型大都市政府 >采用单一的治理机构，负责整个区域范围各种服务的规划、管理、财政、支持和维护。

>城市-区域内的地方管理机构隶属于统一的政府。

>这种模式主要用于中央政府权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首都，常见于转型期国家。

>提出要在全区域服务的管理方面实现效率。

>由于环境污染、流行病、洪水和有组织犯罪等城市问题不受正式政治边界的约束，这种治理方法利用了规模、聚集和位置上的经济效应。

>合理化的区域税收结构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就如同汇集地方政府的资产能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

>这一模式令人诟病的是，在传统的地方管理机构和省/州或中央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不必要的层级，滋生官僚态度。

采写：南都记者黄姝伦 图片、附录均来自《亚洲大都市报告（AsianMetropolitanReport）》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责任编辑：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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