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殺人與過失致死的距離（蔡聖偉） - 蘋果日報

現行《刑法》中的過失致人於死罪（第276條），法定刑上限為有期徒刑5年，2019年修法前甚至訂在2年。

這樣的刑度，離故意殺人罪（第271條第1項）的法定刑 ... 出版時間2021/04/22 ■在討論過失致死罪法定刑上限應標示於何處時，所應思考的是所有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中最為嚴重的案型，而不應拿一般過失的情形來質疑上限過高。

示意圖。

資料合成畫面（左圖呂建豪攝、右圖翻攝紅十字會臉書） 蔡聖偉／台北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台灣有很多問題，儘管平時已不乏提醒及吹哨的聲音，但總是要等到發生重大事故時才會受到應有的注目。

不過，亡羊補牢總比繼續漠視問題好。

這次的太魯閣號事故，便再度激發關於過失犯刑度設計的討論，法務部也立刻有相關的修法動作。

現行《刑法》中的過失致人於死罪（第276條），法定刑上限為有期徒刑5年，2019年修法前甚至訂在2年。

這樣的刑度，離故意殺人罪（第271條第1項）的法定刑下限，有著8年的差距；無論情節多嚴重，法院最高也只能判到5年，有時難以透過量刑來充分標示、區隔出不同程度的過失。

早在數十年前，《刑法》學界便有提高過失致人於死罪法定刑的倡議，絕非如媒體所載，直到太魯閣號事故發生後「法界才意識到台灣對過失犯刑責極度漠視」。

每個犯罪的法定刑度，都必須要能讓法官區隔出不同程度的不法及罪責內涵。

提到過失致死，一般人腦中浮現的可能是類如「汽車駕駛因不太嚴重的違規疏失撞死他人」的畫面。

但實際上，過失致死罪的射程極廣，從輕微過失一直到逼近故意的重大過失，像是保母因情緒失控而重擊幼兒頭部，或是之前發生在美國的警察壓頸致死案。

另一方面，《刑法》上的故意也比一般人的理解更廣，並不限於直接故意，而是也包含了間接故意（未必故意、不確定故意）。

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之間存在著難以區分的灰色地帶，同樣的事實，會隨著法官所採判準的不同，得出故意或過失的結論。

像是前面提到的保母攻擊幼兒案例，在德國的司法實務上便曾發生過兩起極為相似的案件，卻各自被判處故意殺人和過失致死，由此可知，故意與過失的距離，絕非如第一眼看來那樣巨大。

更有甚者，司法實務上經常出現這些處於灰色地帶的難解案件。

2016年間，德國柏林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起因是2名年輕人在市區街道上開車競速，其中1名駕駛連闖了數個紅燈後，以160公里的時速撞死被害人。

一審法院認定被告具有殺人故意，引發輿論與學界的激烈爭辯，支持反對者各半，這類案件在過去的司法實務上向來僅被論以過失致死。

另外，像是台灣發生的毒蠻牛案，行為人想要勒索飲料公司，在提神飲料中加入氫化物並混入超商貨架，儘管有在瓶身貼上「我有毒」等字樣的紙條，仍有1名消費者不幸誤飲而死亡。

這裡應論以（間接）故意殺人罪還是過失致死，也有不同的看法。

銜接故意與過失法定刑 考量到這個必然存在的區分困難，立法上可參考德國立法，讓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下限，成為過失致死罪的法定刑上限。

如此一來，當法官遇到難以區分的個案時，便可選用任何一種其所偏好的判準，據以得出故意或過失的結論後，再於量刑時，讓宣告刑落在法定刑的銜接處。

從這個角度來看，現行《刑法》中故意殺人與過失致死罪的5年法定刑落差便顯得不盡合理。

不過同時也要留意，我國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下限較高，在使之與過失致死罪法定刑銜接的同時，也應當思考，是否要調降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下限；像是有期徒刑7年，便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還要提醒的是，在討論法定刑上限應標示於何處時，所應思考的是所有構成要件該當事實中最為嚴重的案型，而不應拿一般過失的情形來質疑上限過高；因為一般過失的宣告刑應落在法定刑的中間或下半部，而與上限的劃定無涉。

論者有謂「過失犯與故意犯的主觀犯意不同，若過失致死罪刑度調高將造成比例原則失衡」，恐怕就是出於如此的誤會。

最後請容我再次強調：間接故意與有認識過失的難分案件中，故意與過失的距離真的很近。

在台灣，修法往往要靠一些重大社會事件才能促成。

民氣固然好用，但握有修法權杖者，目光應穿透個案看到背後的真正問題。

前述故意與過失的區分難題，其實並非殺人罪獨有，而是普遍存於所有的過失制裁規範中。

因此，立法者應全面檢視所有過失犯罪的法定刑，透過立法，讓學理上的難解紛爭對於實際個案中的影響降到最低。

故意殺人 過失致死 法定刑 最Hit 2022米其林｜7家餐廳續獲二星　鮨天本遭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