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兒子周海嬰近況【圖】 - GetIt01

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兒子周海嬰近況【圖】周作人於1967年5月6日逝世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送來了「絕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間斷交19... 標籤：【圖兒子周作人絕交 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兒子周海嬰近況【圖】 07-17 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兒子周海嬰近況【圖】周作人於1967年5月6日逝世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送來了「絕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間斷交1923年周作人給魯迅的斷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

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

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的，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

願你安心，自重。

」信寫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裡行間，決裂的堅定，躍於紙上。

就這樣，兩兄弟失和。

信中的「過去的事不必再說」，是什麼事，一些有關或略知的人都語焉不詳。

後來，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作了解釋，「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

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

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

」是不是這樣，也不得而知。

PS：魯迅先生和其二弟的失和一直是文壇的一個迷，後來反覆的淘，終於在網上找到了一篇，但其文章不全，於是我就結合第11期的名人傳記，糾正了一番，將原文放好。

供各位好有欣賞品讀，品讀魯迅曾經的秘密。

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

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魯迅生前一直不願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長久地犧牲自我，這使魯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

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了更深的悲劇色彩。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後來對此都閉口不談。

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

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

信中說：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

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

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

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魯迅日記中寫道：「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

」可見問題已很嚴重了。

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

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和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

許多年後，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兩人的衝突，點明其中原委。

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衚衕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

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

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

」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

」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鐘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

……魯迅對於兩弟非常友愛，因為居長，所有家務統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煩兩弟。

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

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

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

我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

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衚衕了。

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

這是作人一生的大損失，倘使無此錯誤，始終得到慈兄的指導，何至於後來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魯迅搬出以後，就借錢購得西三條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開間的四合式。

北屋的東間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間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書室。

說起他的藏書室，我還記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

這所小屋既成以後，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

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

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

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

這是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

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

」我問他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被沒收了。

」決裂直接導因是周作人的妻子魯迅畢竟是偉大的，他受了種種誣衊委屈，搬出了八道灣，又生了一場病，而對於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記上卻一字不提。

這是筆者在他死後數個月，為的要趕撰年譜，翻閱他的日記才知道的。

周作人對許壽裳的解釋，頗為不滿。

談及與魯迅的決裂，他說：「這回講到1923年與魯迅失和的事件，因為要說明我不辯解的態度，便想到那篇東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論，所以拿來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襯的廢話本來是多餘的；我所要的其實只是最末後的一節罷了。

關於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在我日記上7月17日項下，用剪刀剪去了原來所寫的字，大概十個左右，8月2日記移住磚塔衚衕，次年6月11日的衝突，也只簡單地記著衝突，並說徐、張二君來，一總都不過十個字。

這裡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北大教授，並不是什麼『外賓』，如許季弗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件事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於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不辯解，是高明人的做法，這裡有人間最深切的無可奈何之感。

周氏兄弟對此的感悟，是異常悲涼的，這對雙方都是巨大的打擊。

先前的一切友愛、溫暖、親情，在瞬間變成了粉末。

遙想當年，兩人手足之愛，同游東瀛，共譯洋文，後輾轉京城，於「五四」風潮中並肩吶喊。

而今卻各自東西，目不相視，形同路人，確是人間的大悲苦。

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後，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

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羽太信子有看法，或與大哥意見一致，這是肯定的。

細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濟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

本來，大家族親人間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

加之羽太信子那時不太節儉，花銷頗高，搞得經濟上頗為緊張。

周建人後來回憶說：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

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著錢不夠用。

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

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

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揮金如土。

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僕二三人。

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裡趕緊另包餃子……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

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

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於這樣。

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

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

平日里，一講起日本，她總是趾高氣揚，盛氣凌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

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

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魯迅的這一選擇，透著蒼涼的悲壯，也帶著雄渾的生命內驅力。

1926年，他的南下，實在是愛情的緣故。

他們預計暫時分手一段時間，再投入新的生活。

但這卻在社會上引起不小的風波，文壇上圍繞魯迅的私生活，時有諷刺之語。

但最為令人難解的，是周作人對魯迅的婚姻選擇，持一種蔑視的態度。

在他看來，魯迅與許廣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舊文人納妾之舉。

一貫主張個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時竟不容忍自由戀愛的人生之旅，想起來，很是令人費解。

舒蕪先生在《周作人對魯迅的影射攻擊》一文中，曾例數周作人在愛情婚姻上對魯迅的諸多諷刺，頗為詳備。

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紀念》、《周作人書信．序言》、《論妒婦》、《責任》、《蒿庵閑話》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魯迅多妻、納妾、色情等，這樣的惡語，在他一生中是少見的。

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為自己當漢奸辯解時亦說，自己的兩個兄弟，均拋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魯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棄妻」。

羽太信子也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為。

《兩地書》中，魯迅記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魯瑞面前，講魯迅、許廣平壞話的字樣，想必周作人夫婦對魯迅擇偶的不滿之情，甚為深切。

其實，周作人在男女愛情上，是很明義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戀愛乃人類的進化。

但為什麼偏偏對魯迅如此苛刻呢？筆者覺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結下的怨恨，二是從朱安的角度考慮問題，覺得朱安太可憐。

後一種原因，筆者以為頗符合他的思路。

他曾認為，愛是不能給他人帶來痛苦的，否則，便是非道德之舉。

魯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來，魯迅此舉，多源於欲，而非愛。

此事拯救的是魯迅，犧牲了的是朱安。

所以他在許多文章里，痛罵中國的多妻主義。

魯迅的悲劇意識非周作人能領會問題是，魯迅與朱安的結合，在道義上是否合於人性？倘這個前提不弄明，結論便不好下。

包辦婚姻在晚清是一種風俗，談不上什麼愛情。

一個人和自己不愛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從人性的理論看，亦無道德可言。

對於像魯迅這樣一個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選擇自己的愛，現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

問題是，朱安沒有這種選擇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犧牲品。

這確是一個殘酷的選擇。

人要在自我超越中，達到「自他兩利」，是多麼的艱難！魯迅內心深處，或許也有這種無奈吧？魯迅在選擇對許廣平的愛時，並非沒有考慮到朱安的存在。

在處理愛情問題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萬分。

《兩地書》中，魯迅曾談及自己性格中妥協的一面。

讀起來亦有傷感之嘆。

但這種傷感，正如王得後先生（魯迅研究專家）所談，並非什麼「負罪」之感，而是充滿了悲劇意識。

許廣平針對魯迅的憂慮，曾這樣說道：你的苦痛，是在為舊社會而犧牲了自己。

舊社會留給你痛苦的遺產（按：這裡指朱安），你一面反對這遺產，一面又不敢捨棄這遺產，恐怕一旦擺脫，在舊社會裡就難以存身，於是只好甘心做一世農奴，死守這遺產。

有時也想另謀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這生活還要遭人打擊，所以更無辦法。

……我們也是人，誰也沒有逼我們獨來吃苦的權利，我們也沒有必須受苦的義務，得一日盡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邁出這一步，走向愛的王國，這在魯迅那裡，是極其艱難的。

讀《兩地書》，可感受到兩性間純粹而博大的愛。

魯迅與許廣平的通信，在中國現代史上，是難得的兩性摯愛的文本，其中隱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

那裡留有現代先驅者，在傳統的壓迫中，怎樣艱難地爬出人生的苦門，以人的聲音，向世間發出的苦訴。

周作人對這一世界的領會，其吞吐、敵意的口語，大概是不得其真義的。

也許，愛永遠是一個謎。

我們永遠繞不過這一存在。

但人們一代又一代地承受著，尋覓著，創造著。

生命的價值，或許就存在於這種艱難的選擇之中。

（本文作者為魯迅博物館館長、著名魯迅研究專家） 摘自《名人傳記》2007年第11期孫郁文魯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後面,一家和睦地來往，結果是周作人就親自送了一封絕交信來，信的開頭稱他為魯迅先生，我們今天稱魯迅先生是懷著尊敬的心情稱呼的，但是他的親弟弟寫的信上這個魯迅先生，下面的內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態度，後來魯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灣，另外買了一所房子住，從此不再和他的兄弟來往。

中國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別是魯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紀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長都是他的兄長魯迅一路引導，魯迅不但負責這個家庭的物質生活，還負責引導弟弟精神方向，魯迅到南京上學，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學，魯迅去日本留學，後來也把他的弟弟帶到日本留學，在留學過程中以及回國之後，兄弟兩人並肩戰鬥，一塊寫文章，一塊做學問，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名的先鋒人物，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還比魯迅名氣更大一點。

那個時候，因為周作人在北京大學當教授，很多人後來才知道周作人有一個哥哥，學問也不錯。

比如後來成為著名武俠小說家的白羽，年輕的時候仰慕周作人，寫信要求拜見，有一天到府上拜見周作人，結果周作人不在家，魯迅出來接待他，魯迅說，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談談吧，白羽說，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談談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談談也可以，他說你喜歡讀誰的小說，白羽說一個人是冰心，一個人是魯迅，周樹人就說魯迅就是在下，白羽這才對他很尊重。

很長時間內，周作人的名氣更大，誰也不會想到，這樣好的兄弟，思想感情這樣接近的兄弟，最後會分裂，分手，會絕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許是命里註定，結果他們由不分彼此，最後發展為終生不再來往。

到底是怎麼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還是一個謎，沒有人完全搞清楚。

儘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於涉及到個人隱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們沒有辦法徹底把它查個水落石出，表面上看來它是家庭糾紛，家務糾紛。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庭，我們用今天的話說，經濟核算是一筆糊塗賬，魯迅的收入很高，把錢交到家裡，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個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費，是非常高消費的生活，家裡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買，喜歡日貨。

人家也是愛國主義者，非常愛國的，家裡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請日本的大夫，所有東西都要是日貨，做滿了一桌子的菜，說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裡被子和褥子說不新了，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門要坐汽車，我們想想，20年代，出門就坐汽車，那是不得了的，當然魯迅是願意為這個家庭做奉獻的，他是長子，家裡的大家長，他只要家庭和睦，什麼都願意去做。

魯迅曾經說，我的錢是用黃包車拉進來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車送出去，所以他覺得我自己拚命做，但是總是不能滿足要求，這個方面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

所以在家務上，經濟生活上有糾紛。

這個時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實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還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以至於動手打了起來。

我們如果看到街坊鄰居兄弟兩個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魯迅兄弟兩個打起來了，真是讓人感到很驚訝，當時他們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來魯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後面,一家和睦地來往，結果是周作人就親自送了一封絕交信來，信的開頭稱他為魯迅先生，我們今天稱魯迅先生是懷著尊敬的心情稱呼的，但是他的親弟弟寫的信上這個魯迅先生，下面的內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態度，如此態度也就是說明一刀兩斷了，其中有一句話說，「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知識分子講話是很客氣的，但是往往客氣後面有十二萬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話雖然很難聽，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來玩啊」，但是知識分子表面客客氣氣，其實心裡懷著深仇大恨，後來魯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灣，另外買了一所房子住，從此不再和他的兄弟來往。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家務事不好評價，我們也不敢說誰對誰錯，我們也不用多去管誰對誰錯，但是我們說這個事的結果，它對雙方的打擊都非常大。

儘管知識分子可以裝作若無其事，但是越說沒事，心裡傷痛可能越巨大，他們這種兄弟失和等於是骨肉分離，而且這件事對中國文壇也是極大的打擊，因為當時他們兄弟二人是中國青年的精神導師，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名滿天下，全國的青年都認為他們是我們的楷模和領袖，沒有想到他們會分道揚鑣，此後，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於發展得越來越遠，一個經過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後，繼續戰鬥，選擇戰鬥終身的道路，另外一個，慢慢遠離世俗的社會，遠離人生風雲，做一些象牙塔內的工作。

周作人想不關心社會，求自己生活安定，永遠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這樣想，越做不到，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來關心你，最後在日本人佔領北京的時候，他半被迫，半自願地出來，為日本人做事。

人在別的方面，都可以犯錯誤，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犯錯誤的，這叫大節，我們中國人對人是很寬容的，小節上是無所謂的，但是大節上不能有虧，因為周作人大節有虧，別的方面我們可以喜歡他也好，但是犯了漢奸罪，這個事情是無可辯駁的。

所以抗戰勝利之後，被國民政府處以漢奸罪，後來還是我們共產黨寬大，把他放了出來。

周作人和魯迅絕交之後，思想漸漸脫離了時代主流，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周作人擔任日偽政府教育督辦，為日本人做事，抗戰勝利之後，以叛國罪被判入獄，1949年出獄，後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學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終年82歲。

魯迅的三弟周建人與魯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而與周作人於1923年基本斷交，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副署長、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後任民進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終年94歲。

如果他們不失和，錯誤之再怎麼發展，也不會走到這一步，這一件事情反過來使魯迅更加孤獨，像他這樣高層次，能夠理解他的人很少，他們兄弟二人一塊長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憶魯迅的工作，對魯迅研究提供了很寶貴的材料，其實他還是很了解魯迅的內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發展也恰好代表了現代中國兩種知識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就是有這兩種選擇，第一種是選擇戰鬥的，第二種選擇做隱士，做隱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們的家庭的悲劇，同時含有象徵意義，另一種意義，代表著中國兩類知識分子的失和，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的爭議和失和都可以從這裡面找到一個縮影，這是魯迅的又一大痛苦。

周海嬰：魯迅和周作人的後代總有機會見面的…… 　　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左）、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在第四屆連州國際攝影展上翁小築攝 專題·紀實　　□吳小攀翁小築　　坐了四五個鐘頭的車到達連州，終於和魯迅的兒子周海嬰有了面談的機會。

周海嬰在此次第四屆連州國際攝影展上以「鏡匣人間」為題展出大量自己拍攝的老照片，轟動一時。

但臨場他謝絕所有採訪。

而最終他還是接受了我們的獨家專訪，在我印象里仍是一個頑皮小孩的「海嬰」已然八十高齡，斷斷續續地慢慢聊開，老先生漸漸變得有趣，甚至頑皮起來……　　「我們也是廣州人」　　羊城晚報：從你拍的這些照片看，你年輕的時候很時尚哦。

　　周海嬰：好像也並不，也並不時尚，那個時候是1941年，我當時在讀高中。

　　羊城晚報：你的這些照片，要是在「文革」期間，就是「小資」了哇，可以這麼說吧？　　周海嬰：應該是。

　　羊城晚報：有的照片你拍得很特別，像這張新政協會議，拍成對角線的。

　　周海嬰：這張是我趴在窗台上拍的。

沒辦法拍全(所以用對角)，窗底下只能這麼拍。

　　羊城晚報：你當時拍這些應該主要是出於一種下意識，或是想過要保存歷史？　　周海嬰：沒這樣想過。

　　羊城晚報：在這張照片中，你的個子最高了。

　　周海嬰：還好。

　　羊城晚報：你遺傳了你媽的身高。

　　周海嬰：對，對。

　　羊城晚報：你也會說廣州話嗎？　　周海嬰：會一點啦，我們也是廣州人嘛，因為我母親就是廣州人。

　　談戀愛時選媽媽類型的人　　周海嬰：（指著一幅李濟深的照片）當時李濟深從美國回來，普通話他聽不懂，他就拉著我，把我當成他的小朋友，我就給他做翻譯。

　　羊城晚報：（指著一幅照片）沒想到那個時候還可以用這種群體健美的形式來紀念解放周年。

　　周海嬰：是啊，這張真的是……這是在上海。

　　羊城晚報：這個人胸前還戴著一個小小的十字架！　　周海嬰：你觀察得挺仔細的。

　　羊城晚報：這張照片是1953年為魯迅遷墓的時候拍的？　　周海嬰：對，遷墓。

　　羊城晚報：照片裡面分別是柯慶施、茅盾，這個是你媽（許廣平），這個是宋慶齡……　　周海嬰：這個是巴金。

　　羊城晚報：張春橋當時在不在場？　　周海嬰：不在。

　　羊城晚報：這個是你夫人吧？　　周海嬰：對。

　　羊城晚報：從照片上看，她有點許廣平的味道，是不是？　　周海嬰：有人說，以前的人喜歡太太的話，談戀愛的時候，他會選定自己媽媽那類型的人，會比較有好感，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羊城晚報：這一張照片是在胡風的家裡拍的，還是彩色的。

　　周海嬰：胡風就是跟我們家感情很深，跟魯迅來往也多。

　　羊城晚報：蕭軍跟你們家感情也好吧？　　周海嬰：蕭軍跟蕭紅都是從東北流浪到上海，後來沒什麼來往了。

　　羊城晚報：為什麼後來沒怎麼來往？　　周海嬰：也不叫沒怎麼來往，就是沒有很多交往，交往不是很多，可能是環境吧。

他自己覺得不太方便，我們也覺得。

　　羊城晚報：後來你媽（許廣平）在政務院擔任什麼職務？　　周海嬰：政務院副秘書長。

　　羊城晚報：你因此能夠經常進出政務院？　　周海嬰：我們住在那裡，在中南海的後面一點點。

　　羊城晚報：那你能經常見到毛主席、周總理他們嗎？　　周海嬰：他們在另外的一個地區，他不過來。

偶爾會見到他們，次數不多，我不喜歡去跟什麼領袖們去靠攏，覺得沒有必要。

　　羊城晚報：有沒有一些照片現在還不能公佈於世的？就是你覺得目前還不適合公開的？　　周海嬰：那是有的，將來再說吧。

　　有機會和周作人後代見面　　羊城晚報：如果魯迅的後代遇到周作人的後代，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形？ 　　周海嬰：我們之前互相從來沒見過面。

　　羊城晚報：從來沒有見過面？　　周海嬰：從來沒見過，周作人他這一代和他兒女這一代我們都沒有見過面。

　　羊城晚報：有沒有可能兩家人一起吃個飯，見個面？　　周海嬰：我看將來有機會吧。

因為現在是這樣，現在我們是在想，我的祖母生前有一個願望，她想自己死後能葬在她丈夫旁邊。

但當時不可能，因為在日本人時期吧，她死了，她只希望將來能把她跟她丈夫———也就是我的祖父葬在一起。

　　羊城晚報：然後呢？　　周海嬰：她當時死了以後就埋葬在北京中關村的某個地方，經過這麼多年了，她埋葬的位置已經不準確了，那麼我們大家就想啊，該怎麼辦？那麼周家我這一代就我和周建人的女兒現在還活著。

周作人的兒女都死了，當然他有孫子，他還有一個兒子的妻子還在，姓張。

　　羊城晚報：在北京嗎？　　周海嬰：在北京，他們現在還在。

那麼我呢，和周建人的女兒呢，準備來完成我們祖母的遺願。

　　這個遺願要完成，只好用她的衣冠冢，我和紹興那邊商量了，想在祖墳的邊上做一個衣冠冢，那麼和北京魯迅博物館的人也商量了，也請他們選一件東西給我祖母的衣冠冢，他們選了一條裙子，她平時不太用的，只是每年如果照相的時候才穿一穿，所以那個保存得很好。

　　這麼一來，現在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因為已經基本同意這麼做了，選個時間，還有就是周作人的家屬，他們是同意這麼做的。

如果能夠完成她的遺願，了卻了我的祖母的一番心愿，也了卻了我和周建人女兒的心愿。

因為我們現在在世嘛，她比我小3歲，我80歲，我們想把這件事在我們這一代把它完成，如果能夠完成呢，就是每個問題都有答案了。

如果說，衣冠冢修好了之後，每年都得回去一趟，周作人後代他們也會去的。

　　羊城晚報：現在你要通知他們？　　周海嬰：不是通知他們，這件事一定要徵得他們的同意，如果他們同意，我們同意，選擇時間，整個計劃把它統一了。

　　羊城晚報：大家都去？　　周海嬰：對。

　　羊城晚報：然後，歷史的東西就讓它過去，是不是這個意思？　　周海嬰：歷史是歷史，沒什麼過去不過去。

歷史是存在的，不可磨滅的。

後人怎麼對待這個歷史，那是後人的事情。

對吧？告訴你，郭沫若就是拿這個來消除過去的，豈能這樣來代替，不是這麼一個對應關係，做事情要自己負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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