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批判論述分析

解釋 (社會分析). 圖1-1 批判論述分析的架構. 資料來源:Fairclough(1995). 文本分析階段仍然延續系統功能語言學、批判語言學與Van Dijk的文本分析策略，對語言進行描述 ... 試評王雅玄、余佳儒《社會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以南一版國小五年級下學期教材內容之政治意識形態為例》一文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碩士班 陳家葳 壹、前言 2007年王雅玄教授與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的研究生余佳儒在國立編譯館 館刊發表了《社會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以南一版國小五年級下學期教材內容之政治意識形態為例》一文，此文將批判論述分析法(criticaldiscourse analysis簡稱CDA)運用在分析社會學習領域教科書內容，確實為教科書內容研究，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在此之前，周佩儀(2005)回顧我國國小教科書研究指出，不論是在教科書中意識形態的分析還是學科概念分析的取向上，內容分析法是目前最流行、廣泛的的研究方法，佔全體分析法的六成以上。

但不管是量化的內容分析法或是質性的內容分析法，基本上皆是用計量作為主要研究方式，在研究上容易造成一些限制，例如:只關注文本明顯的外在內容，易忽略被遺漏、疏忽隱藏的地方；容易忽略文脈，造成斷章取義或過度簡化；容易將重要性與頻率畫上等號….等等(周佩儀、鄭明長,2008)。

   為減少因研究方法所產生的限制，如果能運用三角交叉檢定(triangulation)原則，針對同一個主題運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資料來源….等進行研究，將有助於降低偏誤或盲點。

近年來在教育研究的領域中興起了解構力與批判力十足的論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和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analysis)，近七、八年來各方介紹與闡述紛紛出爐，不過在應用的取向上，較傾向教科書的政策分析，例如：許瑜庭(2005)《常態編班與教育機會均等之論述分析》、歐用生(2006)《臺灣教科書政策的批判論述分析》、詹美華(2008)《教科書市場化議題之論述分析》……等等。

對於將此方法運用在分析教科書內容上除了零星了幾篇為出版的碩士論文外，真正登在學術期刊上的僅王雅玄與其生余珮儒所寫《社會教科書的批判論述分析─以南一版國小五年級下學期教材內容之政治意識形態為例》(以下以《社會》簡稱)一文而已，此篇精簡期刊論文對後續研究教課書的影響與貢獻可為非常深遠。

但筆者一方面敬佩其貢獻外，另一方面卻發現此篇文章有待加強，甚至偏離批判論述分析法核心的遺憾之處，所以筆者希望藉由從影響批判論述分析最甚的統功能語言學與批判論述分析本身幾個重要的概念出發，試圖重新檢視、評論此文，希望對未來有興趣以批判論述分析法分析教科書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建議。

  貳、論述分析與系統功能語言學 一、論述的概念與論述分析     什麼是「論述」(discourse)？Foucault(1972:117)認為論述是一組「陳述」(statement)經過有系統組織，表達出具有意義的概念。

這裡指的陳述指的是一種嚴肅言語行動(serious speechacts)，是在特定語境和共享的日常背景中分離出來，以構成一個相對自主性的領域的語言行動。

所以，論述是一種行為單位，而不是語言單位，必然與社會有密切的關係。

Foucault(1972)再進一步指出論述是觀念、範疇、思考方式和溝通方式的複合體，呈現了權力和知識的關聯。

由此解釋論述也帶有規範性、正當性和會隨著權力消長而有所變動的動態性。

Kress(1985:7)受Foucault影響，將論述定義為：為某一特定領域提供一套相關的陳述，它建構了某一特定話題、對象、過程的方式，所以會對社會和個人行為做出描述、規定、許可與限制。

王雅玄(2005，2007)也直接定義：論述是在特定權力關係支配下，透過語言的操弄被生產出來的知識，也是一種被管制的說話方式。

   批判論述分析學者在對論述的討論上，則更強調論述與認知的關聯和社會實踐性質。

VanDijk(2001)認為權力意味著「控制」，影響著他人的思維，所以理解和闡釋論述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產生這些論述的社會過程和認知過程。

Fairclough(1995)認為論述是一種有意義、有組織的陳述，呈現制度的意義或價值；論述不是產品，而是與社會生產、配置、消費、再生產有關的一個實踐過程。

          綜合來說，我們可以將論述定義成：一組在特定情境、權力下所產生的陳述，不僅僅是是一種語言形式，也是一種涉及認知和社會的動態性實踐過程；它不僅僅受到社會時空與權力的影響，也可以反過來建構某時空的話題、對象、範圍、思考及推理方式，雖然一方面具有規範性與正當性，另一方面卻也可看作是被管制的說話方式。

   論述的呈現方式與語言脫不了關係。

Mill指出論述分析的來源傳統主要有三大領域，即語言學、批判語言學∕社會心理學、文化理論(蘇峰山，2004)。

各理論依據中影響最為深刻的就是語言學部分，甚至更涉及語用學與社會語言學的層次，其中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學(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簡稱SFG)為論述分析最重要的學術傳統之一。

  二、系統功能語言學   系統功能語言學是由Halliday在1960年代所發展出，此派特色有三：一、語言是社會過程的產物；二、語言是一個系統；三、語言是具有功能的。

他們特別強調語言與社會的脈絡的關聯，認為社會情境會影響語言的形式和意義，所以可將語言視為社會活動下的產物且具有功能性。

既然語言會隨情境改變有不同的用法，當人面對不同情境，要表情達意的時候，人們就會在腦海中的語言系統做搜尋及提取，並對當前情景做出適洽的語言表達，故語言也可被視為是一個系統(岑紹基，2003)。

文本作為語言的載體是語言的表現形式之一，除了由各種句子組合外，還必須放在某種語境下作用，才能完整表意合乎邏輯，所以文本與語境的關係密不可分。

    系統功能語言學所提出有關語言(文本)與社會情境(語境)的觀點，成為日後批判論述分析重要的基本概念之一。

所以儘管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分析步驟與網絡分常複雜[1]，但卻是批判論分析在分析文本時最基礎卻也非常重要的環節，往後的幾個批判論述分析學派，例如：Fowler和Kress的「批判語言學」、vanDijk的「社會—認知方法」、NormanFairclough的三維模式，都可以看出與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關係密切。

  三、批判論述分析主要概念     光對文本中的論述進行表面的說文解字，是無法滿足大部分的社會學者。

既然論述(語言)與社會情際或是說話者與受話者的社會關係有關，那分析論述(語言)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揭露這些隱藏在論述之下的認知與社會關係，也就是意識形態與權力運作情況，進而以批判的眼光找出其中可能隱藏的不平等社會現象。

所以「批判」、「論述」、「權力、「意識形態」是批判論述分析學派最主要的核心概念，「論述」的概念前面已介紹過，以下就「批判」、「權力、「意識形態」一一分述：   (一)、批判(critical)   批判論述中的「批判」有兩層意義，一為以法蘭克福學派所謂的批判；另一層意義是批判語言學 (Titscheretal.,2000)。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是反省各學科對人類社會所產生的「異化」作用[2]，喚醒或轉變民眾意識，進而促進集體行動，改變社會不合理的現狀(黃瑞祺，2001)。

批判語言學關注的焦點則是強調要對語言的使用及語言與社會關係作批判與反省，因為語言本身並非中立的，而是被中立化了(翁秀琪，1998：94)。

Fairclough(1985)認為批判意味著呈現事態之間的關係。

所以綜合上述，批判論述分析的「批判」概念至少有：反省語言與社會關係、揭露並呈現現況表面、改變現狀等三種基本含義。

  (二)、權力(power)     Foucault提出「權力/知識(真理)」的概念，指出任何一種權力的運作都離不開知識或真理體制的介入。

他將權力看作是一種無所不在並聯繫不同社會關係的線，不是某階階級或集團才獨有的所有物，不僅不應該將權力全部歸為負面與壓抑的性質，更強調「生產性」才是權力的主要特性(Foucault，1972)。

  不過，雖然權力是一條無處不在、貫穿社會機體且具有生產性的線，但並不全盤意味著所有的權力或生產性都是正向的產出。

仍然有些不對稱或不流動的權力生產了支配、壓抑與不公平，而這類的支配性權力關係正是批判論述分析所要批判的「權力」(李猛，2005：152-153)。

所以在進行批判論述分析時，往往會將權力與負面的關係語詞彙作連結例如：排斥、壓迫、忽視、扭曲、不公平、不公義……等等。

VanDijk(2001:32)就指出權力意味著「控制」，權力透過說服、偽裝、操縱來控制其他群體，而這樣的控制不僅會限制其他群體的行為自由，也會影響他們的思想。

   但是筆者認為進行批判論述分析時，我們不該忘記這樣的支配性權力並不是權力的全部，應回歸到權力為一種普遍存有的社會關係本質上，因為只關注某種支配性權力對於論述產生過程中的影響，會導致忽略了其他可能對論述也有形塑作用的其他權力關係，或是忘記了論述本身對於社會的建構能力。

使論述分析的目的停留在「證明」權力的存在，而不是更進一步的去探索權力是如何運作在各社會情境間。

  (三)、意識形態   大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近代社會科學開始討論意識形態。

有些學者將意識形態抱持負面、批判與上層階級有關的態度[3]，也有學者偏向將意識形態看作一個較中性的概念，不強調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特有，認為其他階級也都各有維持其利益的意識形態[4](俞吾金，1993；Heywood著，陳思賢譯，2009)。

  不過，不論是負面還是中性的意識形態概念，意識形態既為是一種思想，一種認知模式，它必然和語言、符號有關，因為必是人類透過符號將認知表現出來，意識形態才存在。

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也是權力運作的表現，不論哪一種權力都會產生意識形態，Fairclough(1989)指出意識形態維持了現存的社會關係與反映出權力差異，並透過語言的方式表達出來。

目前來說，意識形態不再只限於那些幫助或維持統治階級權力的價值觀，也包括了挑戰、批判現存不平等的社會意識。

辛斌(2007)定義：任何思想、觀點、理論只要是被運用到社會衝突的關係中，不論其為何種團體所運用或是被用於挑戰、維護某種關係，所有的思想、觀點、理論都可稱作意識型態。

四、批判論述分析的分析取向    批判論述分析學派的共通點就是透過分析文本上的論述，運用各種理論角度的切入和檢視工具，企圖找出其中權力和意識形態運作和消長的痕跡。

但各派在解構論述、權力、意識形態的角度都各有長處與特色，而既然王雅玄這篇論文的研究架構是同時並用Fairclough和vanDijk的方法(王雅玄，2005:42)，以下就此兩派取向介紹之。

  (一)、vanDijk的「社會—認知方法」 VanDijk的分析取向是從社會心理學中社會認知的觀點出發，進而展開他的批判論述分析。

VanDij不將分析焦點執著在文本字句上，而是轉向關注人們如何生產與理解此文本的社會認知上。

這裡的社會認知指的是一種心理結構與過程的內在機制，具體的說，就是人們產生、認識、知覺、詮釋、比較、評估....論述的心理建構過程(倪炎元，1999)。

所以VanDijk可以說是直接介入了論述本身的產生與主體人對論述的理解。

   在具體分析策略上，VanDijk(1985:70-80)的分析架構包括文本結構、文本生產過程、文本理解過程，而且特別關注這三者間與社會脈絡的相互連結。

文本結構方面就是在對文本進行語言性的分析，可區分為總體(macro-)與微體(micro-)兩個層次，總體處理的是較上位的文本結構與配置問題，例如：標題、導言和各段的開頭、結尾安排….等等。

微體則主要視檢視個別字彙與語句的使用策略、功能、關聯和修辭風格。

兩者內容依據都與前述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作修改，而文本生產過程、文本理解過程則涉及到語言情境的認知層面。

VanDijk認為權力涉及控制，控制又與思想認知有關，所以透過分析文本的生產與理解過程，指出論述在文本中的微觀情境(包括：地點、活動、各種參與者和其意圖、目標、知識、準則、信念)與在真實社會中的宏觀脈絡(包括，所有社會性或歷史性的表徵)，便可了解論述、權力、意識形態、束會之間的關係。

  (二)、Fairclough的三維模式。

   NormanFairclough，他是英國Lancaster大學語言學和英國語文學系的榮譽教授，從1980年代就開始力至於發展批判論述分析。

Fairclough(1995)將論述看作是與社會有關的生產、配置、消費和再生產過程。

也就是說，論述與社會結構呈現辯證的關係：一方面論述的形成、塑造受社會結構制約，另一方面論述對社會亦有建構的作用。

Fairclough以社會學的路徑出發，提出了他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下圖1-1:   生產和詮釋文本的各種條件                                              3.社會文化實踐 (包括情境的、制度的、社會的)         3.社會文化實踐 (包括情境的、制度的、社會的)       生產與權釋的過程         2.論述的實踐 互動的過程                                          1.文本                                          描述(文本分析)                                             詮釋(過程分析)                                                                                   解釋(社會分析)                                  圖1-1 批判論述分析的架構 資料來源:Fairclough(1995)     文本分析階段仍然延續系統功能語言學、批判語言學與VanDijk的文本分析策略，對語言進行描述。

論述實踐階段Fairclough借用了JuliaKristeva所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做為分析策略，指出前期、同期、後期論述內容有相互傳抄、相互影響、引用、修改情況，所以透過分析比對各種類型的文本[5]，可以找出論述究竟如何被生產、配置與消費。

社會實踐是要呼應:「論述與社會脈絡呈現的是一種辯證的關係」的觀點，論述一方面受到社會脈絡、時空的約束，但另一方面論述也有可能對社會產生建構性的作用。

所以在對論述文本本身做描述和對論述與生產、配置、消費過程做詮釋後，還必須再將前兩項分析放入社會情境、制度、結構等脈絡下解釋，才能從社會結構互證過程中揭露、批判不當的支配性權力和意識型態。

  参、試評《社會》一文     由上述對批判論述分析簡述可知，此研究法的主要目的是要從論述本身的語言分析著手，進行批判性的語言分析，除了找出文字運中可能隱含的權力(包括支配性與其他性質)、意識形態(各階級)，還要從心裡認知或是社會面向的角度去說明它們是如何透過論述與社會產生相互辯證的關係。

但閱讀《社會》一文當中卻發現至少有三點尚須討論的不足之處：一、語言(文本)分析缺乏依據；二、將權力與意識形態概念的侷限在負面思考；三、忽略認知與社會層面的探討。

  一、語言(文本)分析缺乏依據    前述已經提及批判論述分析受語言學、語用學影響甚深，如果沒有較完整的語言學作為分析工具只依靠研究者閱讀字面的理解，不經讓人懷疑研究者對文字、詞句的分類、推論過程是否嚴謹，甚至沒辦法將文本作真正深入的描述。

系統功能語法分析運用上頗為複雜，但卻是分析論述和語言的重要環節，不應忽視也不宜輕描淡寫的帶過。

不過，不知是篇幅有限或另有其他原因，從文中並無法清楚看出兩位研究者運用的痕跡。

   雖說文中提出了課文中含有：使用政府治上的語言表面結構、呼口號的語法、使用有利我群的專有辭彙、「政府為主、人民為輔、避重就輕」的基模結構、誇張與委婉說詞的修辭法…等於語言學分析結果，但是從舉例的內容發現王雅玄與余佳儒仍是以表層的句面意義作分類，沒有從文本的「概念功能」、「人際功能」、「文本功能」[6]三方面解讀語句，更別說是各個功能下細微的語法系統。

這樣表層的解讀會造成，無法深入文句找出背後參與者、行動過程、關係與語境的改變，使文本分析的目的大打折扣，也會影響之後對論述建構過程的解讀。

  二、將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概念侷限在負面思考     《社會》一文對於權力的概念與政治統治者相連，其中不乏出現「霸權」來表示「霸道」的負面意涵。

這類的權力雖然是批判論述分析主要批判的對象，但卻不是論述形成的所有力量，更何況這裡的霸權僅指政治上的統治階級的控制力，尚未考慮到其他可能的支配性權力，例如：父權主義、漢人中心思想、資本主義….等等。

雖然《社會》的目的是分析政治意識形態，但如同前面所提，意識形態不該只被看作是統治階級的特有物，而是各個階層、團體都用擁有的認知意識，所以在分析教科書中的政治意識形態前，不該先入為主的一面倒向統治階級或直接與「宰制」相連，但可惜的是《社會》似乎是沒有注意到，甚至刻意忽略了這一點。

   王雅玄(2007:42)直接說明這篇研究僅接露有問題、負面的意識形態，至於編寫者的原意為何，並不在討論範圍內。

但是這樣的解釋與批判論述分析的目的實有矛盾之處，批判論述分析是要對論述分析後的不合理的權力與意識形態作批判，如果在還沒找出有關此論述生產、配置、消費、社會互動中所參與的權力與意識形態前，就直接針對某個有問題、負面的意識形態對其進行批評，就如同拿著一把事先準備好的量尺，去量著心中早已既定的事物。

而這樣的盲點似乎也直接影響到王雅玄本身研究架構的安排，使研究架構的最後一階段仍然停留在「論述引出」的驗證階段。

三、忽略認知與社會層面的探討    《社會》中的所建立的研究架構，修改自王雅玄(2005)所發展的「社會領域教科書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但是此架構中的三個分析階段─知識論的選擇、方法論的處置與論述引，似乎與認知層面和社會脈絡的互動不大。

批判論述分析的可貴在於除了透過論述分析找出不公平的權力、意識形態加以揭露、反省外，還要從心裡認知或是社會面向的角度去說明它們是如何透過論述與社會產生相互辯證的關係。

但是此架構中的關注於文本「說什麼」的知識論的選擇和「如何說」的方法論的處置，基本上都仍處於語言分析的層面，即使「如何說」好像涉及了認知部份，但是因將焦點放在語言結構、語法、詞彙、基模結構和修辭法上，並未進一步探討、訪問或是觀察編者或是讀者是如何解讀、認識、知覺、詮釋、比較、評估……這些論述，也沒有利用類似互文性分析的手法，找出論述的形成、配置、消費與社會的關聯何在？所以第二階段的「如何說」並沒有進入「如何理解」、「如何生產」、「如何消費」的認知與社會層面，導致最後一階段的論述引出，仍然停留在再次「證明」，而不是找出論述被生產、配置、消費的過程，只能勉強看出權力和意識形態對論述的影響，卻看不到論述建構權力、意識形態、社會結構的作用。

  肆、結論     批判論述分析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法，內部本身就分有許多不同的派別，各派的研究取向和概念定義上都存有部分的差異，更何況研究者的專長和研究領域、對象的不同，對批判論述分析的解讀於應用也就跟著有所差異，甚至出現了理論應用合適與否的問題！王雅玄與余佳儒首次將普遍運用在大眾媒體文本分析的批判論述分析帶入教科書內容中，並揚棄了多數人依賴的三維分析模式，而自創了「社會領域教科書批判論述分析架構」，為教科書內容分析投下了震撼彈與新視野。

但是筆者從批判論述本身的內涵與主要概念檢視，卻發現其在概念的引用上、研究架構使用中發現一些問題，包括：一、語言(文本)分析缺乏依據；二、將權力概念侷限在負面的思考；三、忽略認知與社會層面的探討，筆者認為這些都是未來欲從事批判論述分析的研究者，必須注意或改進的地方。

   當然，教科書與其他媒體文本不論在生產、寫作形式、意義甚是影響程度與對象上，都存在許多的差異，甚至以教科書當作文本的分析對象是否真的可以處理論述實踐與社會實踐，或許都是研究上的重要課題。

再加上判論分析本身也不是步驟式方法論，各研究者詮釋能力不同，研究者本身的反省能力就更加重要。

別忘了研究者本身也帶有某種意識形態！且永遠身處在由權力編織而成的社會關係中，所以筆者也建議研究者在研究時，除了不應該忽略基礎的分析依據外，在對論述作認知與社會實踐部分的分析，也可運用多元的策略予以輔助，例如：觀察法、訪談法、互文性分析……等等，或許就可以減少先入為主的盲點，最後再加入研究中的反省，這樣論述分析的開放性特質也就可以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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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胡壯麟、朱永生、張德錄(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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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黃瑞祺(2001:112)解釋社會政治現象是人的行動所造成的，可是卻常脫離人的控制，成為一種陌生的力量，甚至反過來控制人類的歷史行程。

這就是一般所謂的「異化」或「物化」。

[3]例如：HerbertMarcuse在《單向度人》(OneDimensionalMan)一書中指稱，先進發達的工業社會通常會邁向一種「集權」性格，藉由意識形態來操控思想，並壓制反面意見的自由表達；Althusser也將意識形態與國家的機器做連結，他指出一個階級要長期壟斷國家權力的話，必須要在意識形態上意識形態上取得霸權，這樣能使對統治階級有利的意識形態成為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俞吾金，1993；黃瑞琪2001；Heywood著，陳思賢譯,2009)。

[4]列寧指出意識形態不單是統治階級的特有，其他階級也都各有維持其利益的意識形態(辛斌，2007；Heywood著，陳思賢譯，2009)。

另一位德國社會學學者KarlMannheim雖然承認人的思想意識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但他也同樣不再強調意識形態的負面意涵，並將意識型態分成廣義的意識形態與狹義的意識型態，前者是某個階級、社會或歷史階段的整體世界觀，後者才是個人或群體的理念或信念(黃瑞琪，2001:330-331)。

[5]Kristeva(1969)認為：任何文本的構成都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對另一個文本(互文本)的吸收與轉換，這種文本間的特性稱為「互文性」。

這裡Kristeva所指的互文本有著極廣的意義，它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作品，也可以是任何所有文化與社會現象的實踐，包括社會歷史、文化遺產、文化記憶.....等等(轉引自秦海鷹，2006)。

[6]Halliday認為語言具有概念(ideational)、人際(interpersonal)和文本(textual)三項功能，「概念功能」側重說話者對世界的主觀和客觀觀察，其中涉及人、物、時間、地點、做的事情……；「人際功能」是反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身分，對事的態度；「文本功能」是把上述兩種語言功能組織成文本的功能。

此三項功能同等重要，同一條分句可依三種功能各自表示不同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