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兒虐會發生？從個人、家庭、社區到政策法律層面

施虐者並非僅為「小爸媽」、「父或母同居人」，其為兒虐事件中的一部分，但因媒體曝光量而使大眾產生此認知，父母離異後若結交異性朋友也並非與兒虐產生正 ... NPOst公益交流站 TopMenu MainMenu share 11月：社會工作一言難盡 為什麼兒虐會發生？從個人、家庭、社區到政策法律層面，檢視兒少受虐因素 Poston: 1月21,2019 NPOst編輯室 圖／Jolin'sPhotoonVisualhunt/CCBY-NC-ND   文／劉紋伶　社工師 這些年兒虐事件頻傳，每有新聞報導之時，兒虐議題則會被重複討論及檢視，然每一次的風波減退後，大眾期待有所改變，但重複發生兒虐事件時，除了心疼、氣憤，也對這樣的政策與社會環境失去信心。

我們真的想問「到底怎麼了？」、「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為什麼總會有兒虐事件發生呢？」 在慣於「究責文化」的社會脈絡下，以下就個人（微視系統）、到家庭社區學校（中介系統）至政策法律（鉅視系統）等來思考，兒少受虐因素與政策制定等並非為單一因素，也期待可減少網路或媒體報導所產生的迷思。

圖／JonathanWeiss@unsplash 暴力事件並非單一因素造成，應先了解受虐背後的結構議題 根據衛福部保護服務司2015至2017年這3年的統計資料觀察，我們可發現一些施虐者樣貌如「缺乏親職教育知識」（含習慣於體罰或不當管教）、「婚姻／親密關係失調」、「藥酒癮與精神疾病」的比例較高，此統計為複選題，亦即，並非單一因素導致兒虐發生。

此外，就施虐者個人特質而言，以30-50歲、施虐者為父母者最多。

就以上的數據，可以得到幾個發現、限制與迷思── 施虐者並非僅為「小爸媽」、「父或母同居人」，其為兒虐事件中的一部分，但因媒體曝光量而使大眾產生此認知，父母離異後若結交異性朋友也並非與兒虐產生正相關。

受虐原因為多重因素，應避免單一因果關係標籤。

兒虐的施虐者樣貌是整個社會結構的議題，若我們習慣歸咎於「個人問題」，則容易對施虐者冠上「情緒控管問題」、「不務正業／懶惰無法工作」、「只要有心就可以做得到（就業、育兒）」等標籤。

圖／Jolin’sPhoto@Visualhunt,CCBY-NC-ND 在實務工作中可知，在如此處境中的父母常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在不友善的社會結構體制環境下（如職場條件限制、性別不平等、就業與育兒平衡的2難、補助條件嚴格、親友支持與協助不足等），這群父母常被社會排除在外，經歷多次挫折後，便降低生活穩定動力，或妥協於不對等工酬的工作，再加上面臨育兒與經濟壓力，重複循環之下，壓力負荷自然超重，若無資源協助，則易導致兒虐事件發生。

施虐者之暴力行為，雖是違法及無法容忍之事，但若要預防暴力行為，或許應先理解其脆弱處境，提供介入或補充性服務，降低虐待事件發生，若待事後矯正與司法介入之時，傷害已造成。

而每個人的特質、成長環境與面臨處境皆不同，應避免將自身價值觀套用於他人處境，這除了滿足自我優越感，對當事人並沒有正向協助，無助於解決問題。

圖／企鵝桑@VisualHunt.com,CCBY-ND 通報制度哪裡出了問題？ 1.民眾通報：通報不能一次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不斷推廣民眾必須要「雞婆一點」、「熱心一點」的概念，告知民眾若知道鄰居或周遭有虐童事件發生需即時通報，本意為拓展保護網絡，期待撈出未能受社政系統服務的高風險兒少，並在兒虐事件發生後再次進行宣導。

然而，通報制度某方面來說只是簡化了問題本質，讓政府「看起來」有在做事，規避了社會結構與資源問題。

所有第一線的社工員都知道，並非「通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如果社會資源、結構、心理衛生體系沒有改變，那只是讓社工員個人承擔這些案家的困難與問題罷了。

（參考：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洪娟娟） 對民眾而言，所面臨的是自己發揮熱心、鼓起勇氣通報後，卻看到事件仍重複發生未能改善，再加上對「兒虐」的認定與社政單位所定義的標準不一致，例如有些孩子可能只是天生氣質不同，比較會哭鬧，民眾常聽到有小孩哭便認定為兒虐，卻遲遲不見社政開案處理，因此對通報信任度打折，亦對社政評估、處遇（輔導計畫）流程不了解而產生誤解，難以重拾信心。

因此，該如何讓民眾理解「通報不等於開案處遇，不等於安置」，但仍願意持續通報與關懷身邊周遭人事，是待思考的議題。

圖／CarolineHernandez@unsplash 2.責任通報：增加各單位的敏感度，加強前端預防 對於教育、警政、醫療、社政體系等的責任通報，在實務工作中碰到的困境如下。

學齡前幼兒因年齡過小，無自理與保護能力，是實務工作中的重點服務年齡層，但此年齡層的孩子多在家中，不像其他就學中的兒少有校方關懷，他們所接觸到的單位多為「幼兒園／托嬰（育）中心」、「衛政」等。

幼兒園與托嬰中心的環境較封閉，曾在實務工作中碰到家長為孩子尋求幼兒園的過程中，多次遭到園方拒絕，只因園方認為兒少受虐或不當管教的風險性高，擔憂未來可能需進行通報而拒收；或園方得知個案父母有不當管教之事，則會請其辦理退學，避免園方後續還需要介入處理。

雖然是少部分單位的例子，但也可觀察出，這些園方對責任通報或兒少保護敏感度可再增加。

而在衛政部分，現行兒少若未施打預防針，衛政單位則會與社政合作，確認兒少生活的概況與安全性。

兒虐傷害若已進入醫學中心，通常已是重大傷勢，且虐待多非為單次事件，在受虐初期，成人多半購買成藥塗抹傷口或就近到小兒科就診，若能將基層醫療直接劃分進防暴體系，增加基層診所對兒虐事件的敏感度，判斷傷勢是否來自家暴施虐，就可加強前端預防。

圖／可樂嘉氷@Visualhunt,CCBY-ND 不被信任的保護／司法系統，考驗著社會中的每一員 1.保護系統的困難 （1）對兒虐定義與處遇作為的期待不一致 兒虐事件發生後，首當其衝的就是遭受許多指責與歸咎的社工人員，但社工人員在面對社政體系流程、法律規定事項、兒少安全維護、大眾輿論因應等壓力之下，該如何以兒少利益為主進行處遇工作？如同「『孩子被虐，社工不用負責嗎？』保護孩子，是整個社會的責任一文所述，應以「積極作為」、「強制介入」、「安置評估」等做法進行後續處遇。

（2）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未因地制宜 現行模式多為「中央買單、地方付費」，如近期多項兒虐事件發生時，中央便呼籲「地方政府盡速依『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整合公私資源，提供預防性家庭支持服務，避免案件漏接。

」、「地方政府是整個安全網的第一線，中央除了持續給予足夠的資源跟支持，第一線權責單位更應立即檢討，投入更積極作為。

」 圖／AndréSanano@unsplash 然而，因地方政策皆以中央決策為主，在法條制度面，我們的《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強調通報、重懲處，因此視不當對待為家長的「個人議題」。

此外，中央社政單位持續強調通報的重要性，希望可以網羅很多漏網之魚，但通報後進入地方服務認定，卻往往不符開案指標，或因補助申請條件太嚴、不符補助資格而被拒收，導致真正有需要的家庭無法享有服務，演變成中央希望盡可能將所有需要的兒童納入體系，地方卻以嚴苛的規定排除有需要的家庭。

（參考：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洪娟娟） 在執行面，需配合臺灣各城鄉差異擬定因地制宜的政策，故地方政府在整合跨領域、公私部門間的夥伴關係合作時，仍需中央提供實質性的協助。

但若政策仍只追求表面上的服務量（社工人力、建置社福中心、服務人數／次等），未能思考現行實際執行的困難，反覆變動政策措施，即無助於保護系統的穩定性。

也因此，在法條制度及執行面的各種限制、衝突及困境下，社工人員即便期待提供穩定服務，並協助降低案家面臨的風險困境，卻常感到無所適從。

圖／photo_angelyktjc@Visualhunt,CCBY-NC-SA 2.社工人力不足、處於不穩定的就業狀態 為因應社會安全網3年期計畫推行，社工人力也分年聘用。

其目標為第一年增加1895人，第2年2575人，第3年3021人。

第一年，也就是去年，社工進用人力總計為1400人，達成率為75%。

就人力數量來看，似乎漸漸補足缺口，但問題就解決了嗎？ 若就社工的勞動條件而言，除工時上限等勞動議題，政府如今推行社會安全網政策，其中一個重點即為推行「脆弱家庭」服務、收回原本的「高風險家庭」服務，不再開放民間單位招標。

於是，原本做高風險服務的社工失去工作，母機構也未必有職缺可另行提供，這些社工只好轉去社會局做社安網工作。

如此，原本在民間單位服務的社工面臨無工作可持續，必須轉向地方政府接受社安網的人力聘用。

且社安網計畫的薪資雖相較於民間單位高，但預計執行3年後需交由縣市政府自籌人事費用，屆時是否仍可維持穩定就業狀態或人力刪減？我們不得而知。

且若到時候社工再返回民間單位服務，則會面臨現部分民間單位已逐漸應徵定期契約人員，故社工人員不論任職於公私部門，皆處於不穩定的工作結構中，更難以談論自身未來的就業規畫與期待。

圖／TAESANGIM@unsplash 因此，若安全網政策呈現人力增加，但未能解決制度困境、改善社工勞動條件的狀態，更將社工推向不穩定的體制結構，反而會使流動率提升、經驗無法傳承，新進社工在未裝配齊全狀態下，還必須處理高危機個案，對社工、機構、地方政府、服務對象來說，可說是多敗俱傷的結果。

3.民眾對公權力的不信任，產生「私刑正義」 因兒虐事件重複發生，部分民眾認為這是因為「司法判決程度過輕」所導致，甚至贊成「唯一死刑」等，刑罰程度並非本文談論重點，但由此可知民眾對公權力、保護與司法系統的信任度相當低落，故群聚使用自身方式因應，期待給與施虐者警惕與懲罰。

對此，我們可思考以下面向── （1）社會安全網的缺漏，是因為制度本身不完善，還是落實不彰？ 當人民不願意就政府設定的遊戲規則走，應當停下腳步深思，何以現有的社會安全網仍無法滿足期待，是制度本身無法提供有效保護措施，或是制度執行未被落實？（參考：投書：虐兒案裡不被信任的保護系統） 圖／[email protected],CCBY-ND （2）政府部門應如何提升民眾對保護系統的信任度？ 這是一個兩難的過程。

若為了讓大眾「檢視」憾事發生後，整個服務過程並沒有疏漏，而將整個服務的細節鉅細靡遺的向媒體說明，便未能守住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中的「案主保密原則」（參考：社工師：新聞自由與社工保密原則的戰爭／一位社會工作者的省思)。

這對兒少的未來發展並無助益，若兒少成人後，自己或同儕上網搜尋過往該事件，對其未來的人生、職場、人格發展、情感關係皆會產生影響；此外，這些事件不應成為網路、媒體或民眾的公審對象，仍應透過正常程序處理；最後，當事情未明時，也不可隨意下定論。

在以上的考量後，是否有其他方式可提升民眾信任感？考驗著政府單位。

私刑正義的出發點是心疼兒少及對施虐者感到氣憤，在此前提下，私刑正義所導致的後果，易使兒少住所與隱私曝光，施虐者若因此搬遷住所、兒少行蹤則不明、被貼上標籤，亦無助於成長與發展，甚至因生活不穩定而再次受虐。

私刑正義帶來的影響，相信並非民眾所期待的結果。

圖／ChrisBarbalis@unsplash 以上，當我們從施虐者樣貌、通報制度困境、保護系統的信任度低等交錯的複雜因素，來思考現行政策困境及衍生出的迷思，進而產生出的「私刑正義」時，接下來該如何穩定保護性服務政策，考驗著所有社政系統內的彼此。

願我們所服務的對象平安康健、在困境中找到出口；願關心這些議題的民眾、與在艱難處境中的社工員們，都能夠常保希望與韌力，相信有我們的堅持與不懈，能讓需要的兒少在生命中獲得救命的機會。

參考資料： 「孩子被虐，社工不用負責嗎？」保護孩子，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春節關懷訪視防兒虐？學者感嘆：政府作為沒正中紅心 難以承受之重：一位兒保督導的觀點 衛福部保護服務司的統計資料  【圖表】近10年施虐者「樣貌」：兒虐案的主因不只是「小爸媽」 投書：虐兒案裡不被信任的保護系統 春節前全訪兒虐高風險族群，社工轟：累的又是我們基層人員 社工的心聲：保護孩子，是整個社會的責任 善耕365／社會安全網，對社福是助力還是阻力 社工師：新聞自由與社工保密原則的戰爭／一位社會工作者的省思 原文刊載於作者臉書，NPOst授權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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