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者不罪？－ 讀《知識的不正義》 - 燃燈者

美國政治理解家艾里斯·瑪麗恩·楊(Iris Marion Young)曾言，結構性不公義一般建基在群體的日常規範，因而很難找到某個「幕後黑手」，無數人都在這共業上不自覺地支持這不義 ... 直接觀看文章 沒有人不愛公平公義，但這世界肯定離一般人心中的理想很遠。

面對不公義，我們很常會歸咎於邪惡的小眾，是窮兇極惡的壞人搞渾了世界。

他們是童話故事的大奸角，是大團圓幸福結局前的最後一關。

顯然，Marvel的正邪對戰還會一直拍下去，壞人和不公義還會與世界同在，如何跳出簡單二分，認真面對不正義作為社會性的問題，成為當代無數思想家共同面對的時代議題。

很多哲人嘗試從政治權力和服從的角度入手，英國哲學家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Fricker)在書中則另闢蹊徑，在知識論上爬梳出一種備受忽視的認知類型的不正義：知識的不正義，以便更有系統地理解不正義的多重意義。

證言不正義 弗里克認為，知識不正義主要由兩部份組成：「證言不正義」(testimonialinjustice)和「詮釋不正義」(hermeneuticalinjustice)。

先談第一種不正義。

按弗里克的講法，證言不正義是指「某人身為認知者的能力遭受特定的不公正對待」，這不公正的對待往往是來自於許多社會身份的偏見，例如階級、性別、種族、宗教之類，以這些因素來降低對象說話的可信性。

他引用哈波・李(HarperLee)的小說《梅岡城故事》，深刻地展示了證言不正義對弱勢的不公和傷害。

故事發生在1953年美國阿拉巴馬州梅岡郡的法庭，關於一宗黑人青年羅賓遜試圖強暴白人女孩艾薇的案件。

那個年代，美國還陷入恐共的白色恐佈中，亦未出現風起雲湧的黑人民權運動。

在這件案件上，眾多客觀證據都證明羅賓遜的無辜，如醫生從艾薇的傷口推斷兇手必然是左撇子，而羅賓遜的左手卻因為以前的工傷導致殘廢。

但是全由南方白人組成的陪審團，當然不會如讀者般，單純從證據強弱判別責任。

羅賓遜在事件上的每個反應，都被詮釋成惡意和有預謀。

黑人的身份，成為他最大的原罪。

有趣的是，證言不正義指涉著認知者對象能力的不公正對待，不代表在所有個案中，對像的可信性都被貶抑。

有些時候，對象的可信性被過份提高，以至於超越對象原有的能力。

例如一個人自幼生活在顯赫身家，家財萬貫，受身邊的人所吹捧和膜拜。

基於出身、衣著、身邊人的品味、口音之類，令大家過份高估他的能力，從而使能力平庸的他平步稱雲，機會不絕，他的說話可信性過份地抬高。

這看起來並沒有不公正的地方，畢竟他似乎處處受惠。

但若然這令他變得傲慢，不可一世，因而喪失改善人格和能力的機會，這同樣是一種愚弄。

但作者希望針對的，終究是可信性貶低的個案。

社會性刻板印像 證言不正義，很多時都會跟共同偏見扯上關係。

其中一種系統性的偏見，是刻板形象(stereotype)。

刻板形象的意思是人們「廣泛認定或接受一個特定社會群體有一個或多個屬性」，因此作為一個社會心理的描述概念，對弗里克而言較為中性。

刻板形象是否造成偏見，至少跟三個因素有關。

第一，這印象到底和事實有多大出入；第二，它是否或者如何存在及影響其他帶情感的認知，例如身份認同；第三，它是否帶有正面或負面的評價。

近年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愈來愈傾重對人類捷思(heuristics)的關注。

例如幾年前紅透半邊天的著作《快思慢想》，作者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DanielKahneman)正正點出捷思如何普遍地存在於人的判斷和思考，而且和一些普遍的認知偏見有很大的關係。

這是因為人在日常世界，需要「盡快減輕負擔並傳遞資訊」，因此在社會性判斷上經常形成和使用刻板形象。

試想想，有日小明因為牙痛需要找牙醫剝牙，剛好平日熟悉的牙醫放假了，只好找上另一位從未碰過面的牙醫。

這位陌生的牙醫提出初步的診斷和建議後，小明如何衡量發言者證言的真實性，無可避免需要依賴一些社會歸納。

因為沒有太多可靠的第一身認識，而需要即時判斷對象說話的可信性，這判斷往往來自於「自發地運用速成的刻板形象做出相關的歸納」，這歸納通常訴諸於社會類型，如職業或者性別。

但有時這些社會類型的歸納會帶有歧視性，對某些身份帶有偏見，這時便會有可能偏離事實地影響到判斷對象證言的可信性。

例如小明找上的那位新牙醫，假如是位女醫生，並且是個黑人，同時在小明的刻板形象中，女性和黑人代表情緒化、品格不良或者缺乏邏輯，那麼小明的負面刻板形象必然影響到他對那位女牙醫診斷的可靠性判斷。

這種偏見通常無意識地影響主體的判斷，因此很難被主體覺察，更不用說要多大的勇氣和理性來克服這些偏見。

這時，帶歧視性的刻板形象便會令主體對他者帶來證言不正義。

詮釋不正義 另一種常見的知識不正義是詮釋不正義。

字面上看似乎很難理解，其實不然。

這不正義是指「因集體詮釋資源的缺口而蒙受嚴重的認知劣勢」，換句話說，因為缺少相關的論述概念去指出當中的不正義，令弱勢無法理解和表達當中的不正義對待。

以最近香港一宗校園欺凌案為例。

有一所中學的學生被同學脫褲子、拍打屁股，且拍成影片上傳至網絡世界。

校方經調查後，以「同學間過火的嬉戲」來理解事件和回應公眾關注。

學校和學生之間，固然存在著權力的不平等，同時詮釋的資源也有差異，被欺凌者恐怕只能用校方的詮釋理解自身的不快經驗，甚至進一步產生自責和二次傷害。

中性的「嬉戲」取代了不公義的「校園欺凌」，這種「說不出來」的弱勢社會經驗，與及當中的不正義遭遇，便是詮釋不正義。

不單如此，弗里克坦言，詮釋不平等是難以察覺的。

因為人在詮釋時往往會傾向「理解那些理解之後會對我們有益的詮釋」，因此，大眾的詮釋總是有利於大多數人的方向，令他們感到安心和正常，這便是弗里克所提出的詮釋熱點(hermeneuticalhotspots)。

例如近來勇於發起教會metoo行動的中大社會系講師黎明，曾不幸遭到男教友非禮。

當她向身邊教友傾訴時，反遭受質疑，認為是女方「想多了誤會了」，或者「不夠寬恕」和「偏行己意」，這些異議無疑是把受害者推向詮釋邊緣化(hermeneuticallymarginalized)的處境，主體的社會經驗被排除在詮釋外，同時群體的詮釋則是傾向大多數人的利益，放在這個案便是機構的名聲和教會制度的權力關係。

這詮釋不正義背後，是具有社會壓迫性的支配關係。

借弗里克的概念，這是「權力的結構性不平等」。

美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曾言，「這世上沒有甚麼比真誠的無知和愚昧更危險」。

在書中所討論的兩種知識不正義，都是社會性的壓迫支配，同時這支配是在無形中形成。

美國政治理解家艾里斯·瑪麗恩·楊(IrisMarionYoung)曾言，結構性不公義一般建基在群體的日常規範，因而很難找到某個「幕後黑手」，無數人都在這共業上不自覺地支持這不義的關係。

這種不義，是難以跟富人逃稅或者盜匪打劫銀行的罪責思維相提並論。

但弗里克依然相信，認清這類不公正有助我們培養「詮釋正義」的德性(virtue)，盡可能反思和修正人在思考和判斷上的不公正，擁抱包容和客觀性，消除或至少減低社會身份對個人可信性的影響。

這無疑是困難的，正如所有德行一樣，但只有更充份的認知才能讓人能選擇做正確的決定，成就高尚的人格。

文：李宇森 原載於星期日明報：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190203/s00005/1549131382775/%E8%AE%80%E6%9B%B8-%E6%96%B0%E9%AE%AE%E7%86%B1%E8%BE%A3-%E4%B8%8D%E7%9F%A5%E8%80%85%E4%B8%8D%E7%BD%AA-%E8%AE%80%E3%80%8A%E7%9F%A5%E8%AD%98%E7%9A%84%E4%B8%8D%E6%AD%A3%E7%BE%A9%E3%80%8B 圖片來源：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1829523.Epistemic_Injustice Sharethis:Tweet請按讚：喜歡正在載入... 發表迴響取消回覆 在此輸入你的回應… 在下方填入你的資料或按右方圖示以社群網站登入： 電子郵件（必須填寫）（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名稱（必須填寫） 個人網站 您的留言將使用WordPress.com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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