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 - 中文百科知識

實事求是（Seek truth from the facts），就是是一說一，是二說二，嚴格按照客觀現實思考或辦事。

從實際情況出發，不誇大，不縮小，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問題，求得正確的 ... 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Seektruthfromthefacts），就是是一說一，是二說二，嚴格按照客觀現實思考或辦事。

從實際情況出發，不誇大，不縮小，正確地對待和處理問題，求得正確的結論。

語出《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

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顏師古註：“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明張居正《辛未會試程策二》：“其所以振刷綜理者，皆未嘗少越於舊法之外，惟其實事求是，而不採虛聲。

”後來毛澤東援引實事求是，並給予新的解釋，成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直到現在實事求是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核心指導思想。

基本信息名稱：實事求是拼音：shíshìqiúshì出處：《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釋義：指從實際對象出發，探求事物的內部聯繫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事物的本質。

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辦事。

近義詞：腳踏實地反義詞：弄虛作假故弄玄虛例句：總結經驗要～，不可弄虛做假。

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拼音：shíshìqiúshì：解釋：指從實際對象出發，探求事物的內部聯繫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事物的本質。

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辦事。

出處：《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事例：總結經驗要實事求是，不可弄虛做假。

其原意是：對實際存在和發生的事（實事）進行研究、探討，以“求”得真理性的結論（是）。

“實事求是”思維方式的基礎是客觀事實，核心則在於“求是”。

但長久以來，在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實事求是”一詞被濫用，並且庸俗化、簡單化，將“實事求是”這一完整科學的思維方式曲解和簡化為名詞“客觀真實”。

現在人們談到對某事應該“實事求是”時，其實是指要客觀真實，並不包括“求是”的科學過程。

甚至連《漢英字典》都已將“實事求是”譯為“Bepracticalandrealistic”，即實際的和真實的。

對“實事求是”內涵的這種篡改和閹割，恰恰去掉了此詞原意中“求是”的開拓創新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其結果導致中國多年來思想和文化生活的萎縮，對中國造成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成語解釋讀音shíshìqiúshì毛澤東主席手書:實事求是釋義一真是通用。

真與是相對而言，真是一點，是是一段，真是一段，是是多段。

相近於靜止與運動的相對關係，運動的瞬間是可以捕獲的靜止，是的瞬間是可以識別的真。

古往今來求真求是者明白了真與是的相對關係，自然選擇了實事求是來著書立傳，廣為流傳。

釋義二指從實際對象出發，探求事物的內部聯繫及其發展的規律性，認識事物的本質。

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實際情況辦事。

示例總結經驗要實事求是，不可弄虛做假，閉門造車，憑空想像。

錯別字在現代漢語，“實事求是”經常被錯寫成“實是求是”、“實事求事”。

同義詞順應自然近義詞實事求真反義詞聽風是雨、三人成虎造句她實事求是，超形脫俗，知道自己的目標，更知道自己的價值。

——《跨越百年的美麗》典故鄧小平同志手書：實事求是出處：《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一詞，最初出現於東漢史學家班固撰寫的《漢書·河間獻王傳》，講的是西漢景帝第二子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明朝王陽明在宋代朱熹“格物便是致知”、“理在事中”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

這原本指一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方法，是一個經學和考據學的命題，也是中國古代學者治學治史的座右銘。

基本路線提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全面改革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哲學基礎。

人們對“實事求是”的認識，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

對這一認識過程做歷史考察，將有利於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中也可以看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如何批判地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的。

發展歷史史書上最早見“實事求是”是班固撰《漢書》《河間獻王德傳》，那裡說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漢書》卷53，中華書局出版，第2410頁)。

從上下文看，“修學”指“修禮樂”、“學舉六藝”，“好古”指“所得書皆古先秦舊書”。

“實事求是”，顏師古注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

班固認為，劉德在學經典、修禮樂時，喜好先秦諸子的古書，對舊書“求真是”，“留其正本”。

也就是說，劉德的“實事求是”是考證古書時求其真本，講的是實證的治學態度和方法。

實事求是實事求是隨著明清“崇實黜虛”實學思潮的高漲，考據學也興起，重新提出漢代的“實事求是”。

清乾嘉慶年間的考據學派，則把“實事求是”當做治學的宗旨和基本方法。

錢大昕(1728~1804年)提出“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二十二史考異序》)並稱讚戴震“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潛研堂集》卷39，《戴先生震傳》)；汪中(1745~1794年)自述其治學宗旨是“為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述學·別錄》卷1，《與巡撫畢侍郎書》)；洪吉亮(1746~1809年)反對宋儒的空疏，推崇邵晉涵“於學無所窺，而尤能推本述原，實事求是”(《卷施閣文甲集》卷9)；凌廷堪(約1755~1809年)也推崇戴震，說“昔河間獻王實事求是。

夫實事在前，吾所謂是者，人不能強辭而非之；吾所謂非者，人不能強辭而是之也。

如六書、九數及典章制度之學是也”(《校禮堂文集》卷35，《戴東原先生事略傳》)。

阮元(1738~1849年)是乾嘉學派考據學集大成者，自稱“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研經室集》《自序》)他系統地闡發了“實事求是”之學，可從如下幾個方面考察其內容：第一，“實事求是”的重新提出。

阮元在總結儒學發展史時，反對宋明理學末流的“虛學”、“空疏”，推崇漢代經學之“純粹”，讚揚清代儒學“篤實”、“實事求是”。

他認為“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研經室一集》卷11《國朝漢學師承記序》)。

這裡的“二氏”，指老莊之說、“浮屠之書”。

他說：“漢書雲，修學好古，實事求是。

後儒之自遁於虛，而爭是非於不可究詰之境也。

豈河間獻王竟逆料而知之乎。

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門戶，不涉二氏，似有合於實事求是之教”(《研經室三集》卷5《惜陰日記序》)，還說：“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為，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寢以益微”(《研經室三集》卷5《里堂學算記序》)。

“降及明代”的後儒顯然是指宋明理學的“空文”、“虛學”的弊端，力求恢復儒學經典的本來面目，探討聖賢之道的真義。

第二，“實事求是”的方法。

阮元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詁不明”(研經室二集》卷7《西湖詁經精舍記》)。

因此為了探討聖賢之道，必須在文字上訓詁。

訓詁的具體方法是：士人讀書，當從經學開始；研究經學，當從註疏開始；研究註疏，當從訓詁開始；研究訓詁，當從聲音文字開始。

這種訓詁非常重要，是進入聖人之道“宮牆”的門徑。

但“註疏諸義，亦有是有非”，因此不能迷信註疏，“從注可、違注亦可”，重要的是“求其是”。

甚至說：“聖賢之道亦誤矣”(《研經室一集》卷2《論語一貫說》)。

實事求是中國畫[3]第三，“實事求是”的成果。

阮元運用實事求是的方法，對儒學若干重要命題做了新的解釋。

《論語》的第一句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他解釋說“‘學而時習之’者，學兼誦之行之”，“故學必兼誦之行之，其義乃全”(《研經室一集》卷2《論語解》)。

忠恕是孔子仁學的基本，他解釋說：“忠恕者，子臣弟友，自天子至於庶人之實政、實行”(《研經室一集》卷11《石刻孝經論語記》)。

孟子論仁講良能良知，他說“良知即心端也，良能實事也。

舍事實而專言心，非孟子本指也”，“實者，實事也。

聖賢講學，不在空言，實而已矣”，“故此實字最顯最重，而歷代儒者忽之”(《研經室一集》卷9《孟子論仁論》)。

孔子講“吾道一以貫之”，“貫者，行事也，即與格物同道也”，“元之論格物，非敢異也，亦實事求是而已”，由此得的結論是“聖賢之道，無非實踐”(《研經室一集》卷2《大學格物說》)。

阮元強調實事求是，就在於強調實踐、實政、實事、實行。

第四，“實事求是”的影響。

阮元講“實事求是”主要是在經學研究範圍內，作為考據學的訓詁方法提出來的，但也影響到其他領域。

他從重視“實行”、“實踐”出發，關心自然科學的發展，尤其是天文學、數學問題。

在他的科學史專著中指出：“綜算氏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質之藝林，以諗來學，俾知術數之妙，窮幽極微，足以綱紀群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疇人傳·凡例》)，把天文學、數學等自然科學也歸於實事求是之學之中，大力提倡“實測”，注意吸收西方自然科學的成就。

這些思想非常寶貴，值得重視。

以阮元為代表的隆嘉考據學派重新提出實事求是在歷史上曾起過積極作用。

不僅系統化了訓詁的方法，而且批判了宋明理學末流的“虛文”、“空疏”和八股文。

其方法顯然煩瑣複雜，但強調“佐證”、“實證”，具有近代科學精神的萌芽。

當然，沒有也不可能對實事求是給予唯物主義的科學解釋。

基本內容思想路線，也叫認識路線。

指的是人們的認識所遵循的方向、途徑、原則和方法。

一個政黨的思想路線，是指這個政黨確定自己的指導思想並支配自己行為的認識路線。

堅持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唯心主義、形上學的思想路線，對於正確地制定和貫徹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延安時期，毛澤東在總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時，借用中國古典，提出了“實事求是”的口號，這一口號後來被作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概括表述。

新時期之初，鄧小平總結建國以來我們黨的成敗得失，面對“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提出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實事求是口號，豐富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內涵。

進入新世紀，江澤民針對世情、國情、黨情的深刻變化，指出“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

”“全黨同志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善於把握客觀情況的變化，善於總結人民民眾在實踐中創造的新鮮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又進一步豐富了黨的思想路線內涵。

從黨的十二大開始，《中國共產黨章程》一直明確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科學解釋毛澤東論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批判地繼承了歷史上的“實事求是”，進行了新的科學解釋，賦予唯物辯證法的哲學內容。

(一)毛澤東論實事求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實踐中，反對主觀主義，尤其是反對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首先，在反對主觀主義鬥爭中，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奠定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時，第一次明確提出思想路線問題，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提出共產黨員要從鬥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

1937年，他在《實踐論》中，在從哲學的高度總結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鬥爭時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6頁)。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提出“共產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

同時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3頁)。

他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繫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反對“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說：“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

其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系統地闡釋了實事求是的具體內容。

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談到“中國向何處去”時指出唯有科學的態度和負責的精神，才能引導我們的民族達到解放之路。

他說：“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3頁)。

只有實事求是，依靠客觀的實踐，不依靠主觀的誇張，才能發現真理。

延安整風的基本著作《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中都談到實事求是，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和科學的闡釋。

他在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時，指出“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

這一科學的闡釋，給古老的實事求是賦予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容，使其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可謂批判地繼承優秀文化傳統的光輝典範。

在《反對黨八股》中，毛澤東同志指出：“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

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6頁)。

實事求是篆刻[4]最後，實事求是的學風問題，也是黨性的表現。

在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向全黨提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任務，他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是我們的任務”。

“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黨風。

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12~813頁)。

實事求是，“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

這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與此相對立的主觀主義的態度是沒有黨性或黨性不純的表現。

他指出：“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0頁)。

也就是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認識路線、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也是共產黨員的學風、黨風、黨性。

延安整風運動是黨內發動的“一個啟蒙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7頁)。

經過延安整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到普及，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實現了中國共產黨的空前團結，迎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二)鄧小平論實事求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1．指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

鄧小平於1977年4月10日，針對“兩個凡是”，提出準確完整地掌握毛澤東思想體系，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頁)。

他還根據當時黨的現狀指出“民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特別重要”(《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5頁)。

談到學風問題時，他指出“培養好的風氣，最主要的是民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57頁)。

後來，他展開論述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如“‘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67頁)，“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14頁)，“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26頁)。

這樣，就把經過長期歷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在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同時，堅決頂住了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

2．全面闡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文化大革命”結束，剛剛開始撥亂反正時，針對“兩個凡是”的嚴重障礙，鄧小平把解放思想作為重大問題提出來，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1頁)。

他在高度評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實事求是題的討論時，尖銳地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3頁)。

他還說：“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結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4頁)。

這一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不僅指導了撥亂反正，而且有力地推動和保證了全面改革的進行。

實事求是的宣言[5]3．堅持實事求是，把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相結合，創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

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時，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頁)。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歷史起點也是邏輯起點，貫串在這一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的全過程。

他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關於社會主義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在理論與實踐結合上，解決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祖國統一等重大問題，形成了科學體系。

歷史邏輯恩格斯在談到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時，指出“歷史從哪裡開始，思想的進程也應當從哪裡開始，而思想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22頁)。

客觀的歷史事實是邏輯的基礎和內容，邏輯是歷史事實的理論再現。

歷史和邏輯的一致、統一，指內在規律的一致、統一。

因此，研究歷史，尤其是認識的發展史，是探索歷史發展的邏輯，掌握認識規律的重要方法。

考察實事求是的發展過程，有如下特點值得重視：1．從歷史上看，首先是從治學的態度、方法開始，提出“實事求是”。

漢代劉德那裡的“實事求是”主要是版本考證，到明清代隆嘉學派那裡就作為治學的宗旨和基本方法提出來，稱之為“實事求是之學”。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把“實事求是”當做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科學態度提出來，成為整頓學風的重要內容。

他還給延安中央黨校題“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成為黨校的校訓。

鄧小平也是在提出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時，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從歷史看，不論是在對實事求是的整個認識過程中，還是在每次重新提出實事求是時，首先針對的是學風問題。

當然在馬克思主義形成前後指不同的學問，隆嘉學派那裡指儒學學風，毛澤東、鄧小平指馬克思主義學風。

學問的性質雖有不同，但遇到的問題類似，就是作為一種學說，有無實際內容、能否實用、取得實效。

這實際上是理論與實際的統一的問題。

一種學說、思想若脫離實際，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力，對馬克思主義來說，理論與實際的統一，就是黨性的表現。

這對理論工作者來說，尤為重要，應始終堅持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實事求是2．從歷史上看，每次提出實事求是，都是一次思想解放。

作為明末清初實學思潮組成部分的隆嘉學派，反對宋明理學末流的“虛學”、“空文”，曾在一定範圍起了思想解放作用。

毛澤東在反對主觀主義的鬥爭中，尤其在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強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起了在教條主義束縛中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

鄧小平從“兩個凡是”的枷鎖下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尤為重要的是，他把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聯繫起來闡述了兩者的必然聯繫。

由此可見，解放思想是實事求是題中應有之義，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有必然聯繫，兩者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正如江澤民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達到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在學習《鄧小平文選》第3卷報告會議上的講話)。

3．實事求是是長期的艱巨過程。

儒學範圍內的實事求是主要指治學態度和方法，但當時也沒有得到大多數學者的共識。

毛澤東在革命鬥爭中，重新解釋實事求是，經過延安整風在全黨得到普及，指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

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並沒能始終如一的堅持。

經過挫折和失敗，鄧小平重新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經歷了艱巨鬥爭。

因為客觀事物，包括自然和社會在不斷變化發展，要堅持實事求是就要不斷地解放思想，不斷地實事求是，不斷地解決新問題。

堅持實事求是，關鍵是理論聯繫實際。

道理上承認實事求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實際行動中也堅持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全黨要堅持，黨的領導機關要堅持，每個黨員也應該堅持。

鄧小平指出：“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產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7頁)，作為個人來說就是“做老實人、說老實話、乾老實事、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5頁)。

重要意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一，它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踐過程中的運用、豐富和發展。

第二，它是制定並貫徹執行正確路線的政治路線的思想基礎。

第三，它是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建設和提高領導能力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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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嶽麓書院學風嚴謹，規模和影響日益擴大，因此受到了各朝代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宋真宗、宋理宗、明世宗、康熙帝、乾隆帝都曾為書院御書匾額。

走近書院講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懸檐下的“實事求是”匾。

此匾為湖南公立工業學校1917年遷入嶽麓書院辦學時，由校長賓步程所撰。

沒有證據表明賓步程是受到趙天麟的影響，很可能是由於相似的留學經歷與時代背景，實事求是匾使他們的思想不謀而合。

賓步程（1879-1943）於1903年留學德國，最初學習陸軍。

但他深知“兵戰不如商戰”，決心利用德國在第二次世界科技革命中崛起、工業技術雄踞世界前列這一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改入柏林帝國工科大學，學習機械工程。

他刻苦攻讀8年，其間還參加實習和考察，足跡遍及歐洲20餘國。

1910年學成歸國。

1914年，賓步程出任湖南公立工業學校校長，並將學校遷到嶽麓書院，後來更發展成為湖南大學的一部分。

因此，賓步程也可以算作湖南大學最早的校長之一。

早在幼年學習時期，賓步程就對《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的“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論述爛熟於心；清末的新學思潮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到德國這樣一個注重工業技術的國家攻讀，以及參與同盟會的革命活動，更加深了他對“務得事實，每求是也”的思想的崇信。

當時，中國的教育制度正處於大變革時期，各種觀點層出不窮，莫衷一是。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校之長，賓步程深知“實事求是”這一理念對陶冶鑄造學生從客觀事實出發、追求真理的做人做事原則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加倡導。

人們還會注意到，在講堂兩旁還有賓步程寫的楹聯：工善其事必善其器，業精於勤而荒於嬉。

這副楹聯與“實事求是”的匾額相呼應，告誡工科學生在做人的態度和處事的作風上不能懈怠，必須精益求精，注意方法，解決工具問題。

賓步程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名氣並不很大，但他提倡的“實事求是”的校訓影響卻極為深遠。

1916年至1919年，青年毛澤東曾經寓居嶽麓書院半學齋，與同伴們研討革命真理。

很自然，嶽麓書院的“實事求是”的校訓，也深深刻印在了毛澤東的心靈中。

天津大學首倡“實事求是”校訓的是北洋大學校長趙天麟，第二個推崇“實事求是”校訓的是湖南公立工業學校校長賓步程。

1914年，趙天麟以“實事求是”作為北洋大學校訓天津大學(北洋大學校訓)趙天麟（1886年-1938年），字君達，天津人，是中國早期官費赴美的留學生。

1906年初，趙天麟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1909年畢業於該校法律系，獲法學博士學位，並由校方贈其金鑰匙以作紀念。

1914年3月13日，趙天麟因其高尚的人品，突出的教績，被任命為北洋大學的校長，年僅28歲。

北洋大學（天津大學的前身），創建於1895年10月2日，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綜合性大學。

學校廣納海內外碩學鴻儒任教，尤以美、日、英、法、德、俄等工業已開發國家學者任主課，科技課程大多使用外文原版教材。

由於治學嚴謹、校風樸實，北洋大學的教育質量可與美國哈佛、耶魯等著名大學相媲美，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畢業生可免試進入歐美一流大學攻讀研究生，曾被譽為“東方的康奈爾”。

《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第一卷寫道：“趙天麟任校長期間（1914年-1920年），總結了北洋大學近20年的辦學經驗，概括出‘實事求是’四個字，以之教導學生遂成為‘校訓’，一直承襲至今。

”趙天麟首倡“實事求是”的校訓，早於1919年五四運動提出的“科學”、“民主”的口號。

面對近代由西方傳入的工業文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等，中國人需要一種治學精神和科學的態度、方法。

趙天麟在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學府不失時機地提出“實事求是”的校訓，用以指導辦學，引導學生，應當予以高度肯定。

趙天麟首倡的“實事求是”校訓，既科學又精練，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在大學校訓中引領新風、獨樹一幟，倡導了一種中國本土化的科學精神，對昔日的北洋大學和今天的天津大學在治學、育人諸方面都起到積極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趙天麟以“實事求是”為校訓，還反映了他對中國教育傳統的重視和繼承。

北洋工學院院長李書田在以“工程師的修養”為題的演講中強調，北洋學生作為未來的工程師，“實事求是”是其必備的道德品行。

這種對於道德的追求是我國大學校訓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大學的校訓中實為罕見。

中央黨校實事求是1943年，毛澤東親筆書下“實事求是”，作為延安中央黨校的校訓。

延安時期，中央黨校是專門培養黨的中高級理論幹部的學校。

1943年，為了給學員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豐富師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黨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納千餘人的大禮堂。

將要竣工時，人們左看右看，覺得建築物雖然雄偉、寬敞，可總顯得少點什麼。

於是，有人提議在正面掛個題詞什麼的。

一說題詞，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瀾先生。

但范老試著寫了幾條，都覺得不滿意，就提議去找毛澤東。

實事求是“實事求是”的石刻鑲嵌入正門後，猶如畫龍點睛，使這座建築物倍生光輝。

從此，這一題詞就成了黨校學員乃至全黨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座右銘。

雖說毛澤東效仿嶽麓書院，將“實事求是”作為中央黨校的校訓，但仍給人們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不僅因為這一校訓是針對當時存在於黨內的脫離實際、崇尚空談的教條主義，更主要的是毛澤東賦予了“實事求是”全新的科學含義。

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5]中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觀亊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毛澤東認為，“是”就是事物的規律，“求是”就是認真追求、研究事物的發展規律，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工作的嚮導。

毛澤東還解釋說：學習馬克思主義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這個“的”。

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譁眾取寵之心。

這種態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踐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風”。

這樣，經過改造後的“實事求是”已進入哲學最高領域，成為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

正如後來鄧小平所說：“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為中央黨校題了‘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是這四個字。

毛澤東同志所以偉大，能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

”珍貴的“實事求是”石刻實事求是在延安革命紀念館展廳中，陳列著四塊二尺見方的題字石刻，上書“實事求是”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

“實事求是”是1943年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的詞。

中央黨校是專門培養黨的中高級理論幹部的學校，黨校的教學方法是理論聯繫實際，通過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但是由於黨內主觀主義學風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條主義的嚴重干擾。

1943年，為了給學員創造更好的學習環境，活躍師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黨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千餘人的大禮堂。

將要竣工時，人們左看右看，雖然建築物雄偉、寬敞，可總顯得少點什麼。

有人提議在正面掛個題詞什麼的。

一說題詞，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瀾老先生。

但范老試著寫了幾條，連自己也不滿意，於是提議去找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欣然接受了黨校同志的請求，立即叫人拿來四張二尺見方的麻紙，秉筆沉思片刻，即飽蘸濃墨，迅速揮毫，瞬間，“實事求是”四個雄健瀟灑的大字躍然紙上。

大家齊聲稱讚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研究的精深、透徹，一下就抓住了問題的實質。

題詞拿回來後，便立即找來了能工巧匠，選了四塊方方正正的石料，將麻紙鋪在方石上，照筆畫開鑿，字形不差分毫。

這字雖然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跡被搞壞了，未能保留下來。

這四塊石刻就成了一件珍貴的革命文物。

“實事求是”的石刻鑲嵌入正門後，猶如畫龍點睛之筆，使這座建築倍生光輝。

從此，這一題詞就成了黨校學員直至今天全黨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的座右銘。

1947年3月，胡宗南反動軍隊進犯延安時，黨校師生為使題字免遭敵人破壞，又將四塊石刻從牆壁上取出，埋入地下。

果然不出所料，胡軍占領延安後，禮堂被全部毀壞。

解放後，在小溝坪中央黨校舊址辦起了延安師範學校。

師生在建校勞動中挖出了這四塊石刻，並把它們交給延安革命紀念館保存。

人民大學“實事求是”並非從學校誕生之日起就明確作為校訓，但是從陝北公學到如今的中國人民大學，但“實事求是”的精神始終教育和鼓舞著一代又一代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求是石毛澤東同志在給陝北公學成立的題詞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風頭主義者，而是腳踏實地富於實際精神的人們，中國要有一大群這樣的先鋒分子，中國革命的任務就能夠順利地解決”。

當時的校長成仿吾也指出：“陝北公學的教學工作有三條原則：一是理論和實際相聯繫，二是教學內容少而精，三是教與學一致。

”華北聯合大學成立後，也明確地把“注意理論同實際相結合”作為教學方針之一。

在北方大學教職學員全體大會上，范文瀾校長提出，北方大學的辦學宗旨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校風即為“實事求是”。

1948年春，中共中央決定將華北聯合大學和北方大學合併，成立華北大學，吳玉章校長提出華北大學的校訓為“忠誠、團結、樸實、虛心”。

吳老將其中的“樸實”解釋為“不虛偽、不輕浮、不好高騖遠、不粗枝大葉，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作風和態度”。

1950年10月3日，劉少奇同志在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上指出：“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不要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要辯證唯物主義，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學習、工作。

”1992年6月1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校慶55周年前夕，經學校黨委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實事求是”被正式確定為學校校訓，同時，鐫刻著“實事求是”四個大字的漢白玉巨石，也被矗立在了學校東門的正中。

相關詞條 《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政治理論刊物。

旨在研究和探索改革、開放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努力為新疆兩個文明建設、為開發建設新疆、為黨校教育事業服務。

期刊信息   版塊欄目   參考資料 實事求是論--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命題與中國傳統文化 近代理學經世派對“實事求是’的發展一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命題的馬克思主義改造第一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主體條件第一節 作者介紹   作品目錄 實事求是寶鼎 寶鼎是廣安市委、市政府為紀念鄧小平同志豐功偉績而特意鑄造的。

它表達了廣安人民對鄧小平同志的深切懷念和無比的愛戴。

寶鼎矗立於廣場北端，象徵著廣安人民對...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 這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年六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寫的《十年總結》的一部分。

後被編入毛澤東文集(第8卷)。

全文內容 實事求是的智慧結晶 內容介紹李瑞環同志是天津人民愛戴的老市長。

他的新著《實事求是的智慧結晶:〈務實求理〉學習研討文集》出版發行，在天津各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特別是他在天津工作期間那些膾炙人口的講話和文章，再次引起天津幹部民眾的強烈共鳴和... 內容介紹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是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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